（三）确保人民民主权利。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建立为人民行使民主权利提供了良好的前提和基础，如何使这些制度在国家管理中真正发挥权威作用，刘少奇作了深入的探讨，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选举制度应适合国情，循序渐进

　　我国的各级人民代表是在普选的基础上产生的。刘少奇认为代表的选举应尊重我国刚刚从封建半封建的贫穷落后的旧中国解放出来，生产力还很低下，人民文化和思想素质还不高的实际，尽可能地采用群众熟悉的、便利的方式去进行选举。应重视选举的实质，而不只是照搬某些形式。对于“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 “如果拿到今天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底下要求立即实行，对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则是还不完全适合的”，“中国大多数人民群众，主要是劳动人民还不识字，过去没有选举的经验，他们对于选举的关心和积极性暂时也不很充分”，因而贸然实行之反而是有害的，“这只有在各种准备工作均已做好，中国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经过了相当长期的选举训练并大体识字之后，才能最后完全地实行这种选举方式。”当时采用的选举制是规定城市和乡村选举代表名额的不同比例，实行多级选举，并且在基层选举中多数采用举手表决的办法。他指出，重要的是保证人民能“选举他们所乐意选举的人去代表自己，并要能忠实地把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反映到政府去。” [1](p.55)刘少奇的这个认识是务实的。

　　2.各级人民代表反映人民关心的要求和意见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就要求 “在人民已经有了相当组织的城市，在土地改革已经完成了的乡村，人民已经开始能够选出自己的代表的时候，就应该不迟疑地让人民直接地或间接地来选举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 他强调：为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尽可能迅速地成为我们国家从下至上的、系统的、经济的、巩固的制度 ，各级人民政府必须依照中央人民政府的法令和组织通则的规定，经常定期地召开各级人民代表会议。” [1](p.57)要“把国家的和地方的各种政策交给人民和人民的代表会议去作充分的讨论和决定。” [1](pp.58、59)对于被人民选举出来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要责令他们经常地、密切地联系自己的选民，向政府反映人民的要求和意见，并将政府的政策、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向人民作解释。

　　3.建立监督制度

　　刘少奇指出:“好的干部如果没有经常的监督也可能变坏。因此对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应实行监督。” [1](p.174)他号召要认真研究人民代表怎么工作、如何监督政府，明确地指出：“必须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对中央一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各级政府机关的监督。” [1](p.249)1955年1月15日，他上任不久，即以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名义给人大代表发出通知，要求代表们把“在生产中、工作中、社会活动中所了解的情况，以及人民群众向你反映的问题和你的意见，随时告知常委委员会”。[5]同时，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设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办公室的意见》，决定在全国各省、市、区的首府以及一些重要城市设立全国人大办公室，以便利各地人大代表的活动和及时向中央反映情况。他还首倡建立人民代表的视察制度。他在人大常委会上说：“我们去视察，反映下面的情况和问题，看看他们有什么缺点，同时也要看看我们中央下去的东西有没有缺点，合不合情况。这样就可以改进中央的领导，也可以改进地方的领导，使工作做得更好些，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更快一点解决。”（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记录（1956年5月8日）。在党的八大，他也呼吁“加强人民代表的视察工作，以便广泛地收集人民群众的意见，并且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于政府工作的检查、批评和讨论。” [1](p.249)在那几年，每年分期分批派人大代表到地方和基层视察，并逐步成为一种联系群众、调查研究的工作制度。在人大常委会讨论国家大事、通过重要决定时，刘少奇都邀请有关部门负责人到会，向委员们详细汇报有关情况，在此基础上组织讨论，听取委员们的意见。这也成为了一种惯例。此外，刘少奇还要求研究报纸如何起监督作用。他曾指示新华社说：“你们要认真地讨论一下：新华社做国家通讯社好，还是当老百姓好？我看，不做国家通讯社，当老百姓好。”“我们如果不敢强调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报道，只强调立场，我们的报道就有主观主义，有片面性。” (2)刘少奇1958年5月28日对新华社的指示。在刘少奇看来，只有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才能集中群众的智慧，保证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提高实际工作的效率和效益。

　　4.把人民代表大会建设成名符其实的国家权力机关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很关键。刘少奇非常注意这一点。1949年11月2日，他在《对东北局关于召开各级党代表会议与党代表大会的通知草案的修改和指示》中强调：关于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各项重大问题，“都必须由人民政府用法令、决议、指示等宣布，而不应该用当党的名义来宣布。”党关于这些问题的决议，“只有经过人民政府的法定机关的宣布，才能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各级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的召开，既不应代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或人民代表会议，也不应使其完全重复，而应使其密切地合理地相互配合。”[6]但建国后，在不少地方和部门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党组织包办代替人民代表大会的现象，针对这种弊端， 1962年1月，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尖锐地指出：“不错，我们党是国家的领导党，但是，不论何时何地，都不应该用党的组织代替人民代表大会，使它们徒有其名，而无其实。如果那样做，就违反了人民民主制度，就会使我们耳目闭塞，脱离群众，这是很危险的。” [1](pp.402-403)在同年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一次语重心长地强调：“一定要有人民代表大会，要吸收各方面的意见。人民代表要能够反映各方面的声音。现在党的代表大会代替人民代表大会，党的委员会代替人民委员会，党委代替一切，在党内也代替了党代表大会，这是个大错误。如何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如何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这是个大问题。” [3](p.716)从“很危险”、“大错误”和“大问题”这些严厉的措辞中，可以了解刘少奇反对党组织包办代替人大的工作，架空人大，把人大当摆设、当形式的错误做法的坚决态度，并在实际工作中努力纠正。尽管当时这个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并出现反复，但刘少奇关于党与人大关系的重要思想，对于我们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加强立法和监督工作，把人民代表大会真正建设成为宪法所规定的有权威的国家机关，规范国家的政治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