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援助是中国外交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度也是中共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的一项重要内容。建国后，中国不仅接受了来自苏联的大量援助，同时，也开始对周边国家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援助。1949年至l954年的援越抗法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对外援助的尝试。刘少奇作为援越事务的主要负责人，亲自参与并指导了对越援助的决策和整个援助事务的具体进程，提出并制定了符合双方实际的援助方针，对越南抗法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一、决策援越抗法

　　越南原系法国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本占领。l945年8月，日本即将宣告投降时，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共产党发动了全国总起义，9月2日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但不久法国殖民者卷土重来，越南开始了艰苦的抗法民族解放战争。

　　由于力量对比悬殊，从一开始越南在抗法战争中就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就像胡志明讲的那样，越南是“以棍棒对抗敌人的飞机、大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越南正处于抗法战争最困难的时期。法国远征军占领了越南全国绝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并封锁了中越边界，越南抵抗力量被迫转移到越北山区。很显然，单凭越共一己之力此时别说打败法国殖民者了，就连生存都成问题了。这样，越共中央做出了向中国共产党请求援助的决定。

　　1949年9月，越共中央派特使李碧山、阮德瑞前往中国。二人于l2月抵京后，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具体的援助要求：即3个师的装备及其他物资，1000万美金的财政援助，派出军事干部。面对越共中央的援助请求，中共中央的答复是迅速和肯定的。在听取李碧山、阮德瑞的介绍后，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当即表示，支持越南抗法，答允给越南一部分武器弹药及医药物资。他给刚刚开到广西尚未结束作战的林彪及陈赓所部发出电报，要求他们侦察由广西与越南胡志明部队联络的道路情况，准备向越南党提供必要的援助。并且特别电告越南党，希望他们派一个政治上负责的代表团来中国，进一步商讨建立两党关系及反帝斗争问题。另外，在与毛泽东商量后，又派出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担任中共中央联络代表赴越调查了解情况，以便进一步作出援越的决策。

　　就在越共中央代表李碧山、阮德瑞来到北京的当月月底，胡志明秘密离开了越北根据地，他赤足徒步跋涉十余天后进入中国境内，并于1950年1月30日抵达北京，亲自向中共中央提出援助的请求，“请求中国同志帮助我们训练部队，建设一支战斗力较强的越南人民军；帮助我们进行作战指挥，并在物力上给我们以支援”。当时因毛泽东、周恩来在莫斯科访问，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接待了他，并与他展开会谈，详尽考虑和解决他所提出的要求与计划，“对他们的要求均给以满意的答复”，并在欢迎宴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庄严承诺：“援助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应尽的国际主义责任。……决心对越南的抗法战争给予支援。”根据胡志明的要求，刘少奇安排他于2月3日晚乘火车去莫斯科同斯大林和毛泽东讨论援越事宜。因中苏两党此前关于国际共运问题有过分工，斯大林表示援助中国搞经济建设是苏联的重要任务，“援越工作主要由中国负责”。1950年3月4日，毛泽东结束访问回国后，立即与刘少奇召集政治局会议认真研究了援越抗法的问题，并商定了派遣军事顾问团及援助事宜。这样，中共中央援越抗法的决策正式形成，中国于是成为抗法战争中“唯一从各方面援助越南的国家。”

　　二、制定对越援助的基本原则

　　援越抗法决策作出后，下一步就是要根据越方的要求、越南抗法战争的形势和中国自身的情况来决定采取何种方式进行援助。刘少奇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援越事务的主要负责人，在这个问题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提出了符合双方实际的切实可行的援助原则。

　　(一)坚持不出境作战，以顾问团为主体的秘密援助原则

　　出境作战是具有国际影响的大事，因此，中共中央在对待中国人民解放军出境作战问题上是非常谨慎的。早在1949年底在西南边疆围剿国民党军时，中共中央就严格规定了不出境作战的原则。尽管中国这次是应越南的请求，以派出军事顾问的形式帮助越南抵抗法国的侵略，但同样确定了不出境作战的原则。1949年12月12日，刘少奇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给四野领导人林彪等人发出电报，要求他们在武器弹药及医药方面尽可能给予越南若干帮助，并指示他们要严密控制广西与越南边境，侦察广西与越南胡志明部队联络的道路情况，但不得容许部队越过边界。1950年1月1日、l月26日，他又先后给林彪等人发出电报，要求注意国民党残余势力企图挑拨我军与越南法军直接冲突的阴谋，再次强调解放军不要轻易越过边界，避免与侵越法军直接冲突。

　　中国坚持不出兵原则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首先，革命成果来之不易。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在为国家的独立、主权与尊严奋斗，历经28载艰苦卓绝的奋斗才有今天的胜利。经过革命洗礼的新中国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要保住革命胜利的果实，刚刚建国就积极主动地出兵越南，向西方国家挑战，对新成立的共产党中国是难以想象的，而且越南抗法战争也远远没有危急到必须由中国派出部队直接干预的地步。其次，中国坚持不出兵作战原则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肃清残匪、统一台湾和恢复生产。出于恢复和发展国内生产的考虑，中国不想打仗。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时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随着1950年10月，中国被迫出兵抗美援朝，如果当初又向越南派兵，就会陷入两面作战、到处树敌的境地。所以，没有朝鲜战争和抗美援朝，中国不会出兵印支；有了朝鲜战争和抗美援朝，中国更不会出兵越南。

　　不仅坚持不出境作战的原则，中国对越援助还采取秘密援助的原则。虽然中越双方于1950年1月18日正式建交，但在中方要求下在有关涉及援助的问题上均采取秘密原则。如1949年12月15日，越共中央致电中共中央，准备派胡志明、陈登宁等公开用“越华亲善会”名义来中国商谈援助事宜时，刘少奇当即代表中共中央复电越共，指出代表团应秘密地来到中国，不应公开。为此，他多次指示四野方面林彪、邓子恢、谭政等领导人，沿途护送应切实注意安全和保守秘密。除了双方的联系交往外，中国在派遣顾问团和实施其他方面的援助时，均采取了秘密的原则。如1949年12月28日，刘少奇致电胡志明，指出中国派到越南的代表(指罗贵波)将采取秘密的形式。l950年7月，援越军事顾问团成立后，为了保守秘密，顾问团是以“华南工作团”为代号，进行对外联络，而刘少奇还专门就此致电罗贵波，要其转告越共中央对中国专家在越南的工作应不登报、不宣传。

　　实践证明采取不出境作战的秘密援助的策略原则是成功的。它没有把中国拖人越南和法国之间的战争泥沼，避免了中法两国在战争中兵戎相见，使印度支那战争得以控制在局部战争的范围内，没有使战争扩大为东西方的对抗。对中国外交而言也是最佳的选择，既兼顾了当时国际形势，又为后来中法的和解埋下伏笔。

　　(二)强调越南抗法战争须坚持“长期奋斗、自力更生”的原则

　　刘少奇清楚地认识到，革命要争取外援，但不能依靠外援。作为中国共产党来说应当尽力支援越南，但更重要的是要扶持越南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使越南共产党树立“长期奋斗、自力更生”的观念。因此，刘少奇在处理对越援助事务时，多次向胡志明及越共提出越南抗法战争必须坚持“长期奋斗、自力更生”的原则。

　　在援助过程中，他深刻认识到解决越共财政经济困难最根本的是“必须很好地大规模地进行生产工作，一切军队和机关学校都多少要进行生产，如此才能克服财政困难，长期坚持，否则，必致最后不能维持，自己崩溃。”因此，他在1950年12月8日致信胡志明，指出：“我们认为你们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及来信中所说的‘长期奋斗，自力更生’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目前对你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在这种正确的方针之下，制定你们各方面的具体政策，从各方面进行周密而适当的组织工作，以便从各方面把你们的力量组织起来。”他要罗贵波转告胡志明，要“用自力更生的办法在基本上解决你们的战时财政问题。这是你们坚持长期斗争，战胜法国殖民者一项十分重要的基本战略。望你和越共中央动员全党全军一致努力为实现这项基本战略任务而奋斗。”“至于在越南不能解决的一些问题，需要中国帮助的时候，我们仍当尽我们的努力给你们以帮助。这是不成问题的。但一切问题能在越南用自力更生办法可以解决者，应力求在越南就地解决。这是你们和我们都已经同意了的一项原则。”

　　这里，他强调越南抗法战争必须坚持“长期奋斗、自力更生”的原则，并不是中国共产党背离了自己的承诺，而是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一是中国百年以来，内忧外患，战争连年不断，自己还很穷，不可能把他们的需要包下来；二是中国还要援助别的国家)的“量力而为”，同时也是为了尽量不造成越南对中国的依赖，从而帮助越南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言：“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军队，要有自力更生的思想，有克服困难的精神，有克服困难的办法和能力，这个国家，党，人民，军队才是坚强的，才有胜利的希望。胜利了，才有力量建设自己的国家，才能富强，才是真正的独立解放，才是真正的胜利。”

　　(三)主张一切从越南实际出发的援助原则

　　向兄弟党和友好邻邦派遣军事顾问团和政治顾问团，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并无成功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虽然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但要把这些经验运用到另外一个国家和军队，当然是一件极为艰巨而又复杂的工作。前有苏联顾问在中央苏区不顾中国国情，生搬硬套苏联革命经验的做法造成的血的教训，至今还历历在目。因而我们的顾问团能否正确地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胜利完成担负的重大任务，将是直接影响到越南抗法战争和中越两党、两国关系的重大问题。刘少奇对此非常重视，深知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重要性。因而，在顾问团出发前及在越工作期间，他多次告诫他们“态度要和气，要尊重越共同志，绝不可性急，不可自以为是”，帮助人家要注意调查研究，不能只凭主观愿望，一切建议应从越南的实际出发，要审慎地、有组织地提出，防止骄傲自大和狭隘的经验主义。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既是针对中国对越援助而言，也是针对越南吸取、接受中国的援助而言。由于中国革命的成功以及随着中国军事政治顾问团人越和大批越南军政人员前来中国受训，在50年代初，越南掀起了全面学习中国革命经验和毛泽东思想的高潮。尤其是在1951年2月召开的越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越共领导人突出强调了“中国革命经验和毛泽东思想对越南革命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把学习中国革命经验和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提到了全党任务的最高。”大会通过的新党章，更是规定：“越南劳动党以马、恩、列、斯的学说和毛泽东思想与越南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作为党的思想基础和一切行动的指南。”针对这种情况，刘少奇好心告诫胡志明及越共中央：“我们派给你们的顾问，或许能够给你们一些帮助，向你们提出若干有益的建议。例如在军事政策和军队组织方面，在财政经济政策和财经组织方面，以及在其他方面，他们都有一些经验，能够为你们规定一些制度，起草一些条规，建立一些机构，并在某些机构中帮助一些工作。但是所有这些，都只能根据越南的实际情况，从越南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加以规定。不顾越南实际情况，机械地搬运中国的经验，是错误的。这一点，希望你们经常地加以注意，并给我们派到你那里的同志以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