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同家乡的农民座谈。

　　1958年夏末秋初的一天，刘少奇的秘书刘振德收到一份报道安徽省某县水稻亩产5000斤情况的简报，并以激动的心情急忙拿着简报去向刘少奇报告这一好消息。但刘少奇对秘书的“喜讯”似乎并不在意，他接过简报迅速浏览一下后用低沉的口气问：“你相信吗？”刘振德不知如何回答，略思片刻说：“对南方的水稻产量我不熟悉，对北方的谷子、小麦等农作物的产量还知道一些，但产量最高的也没听说过有超过1000斤的。”刘少奇两眼充满疑虑，担忧地说：“南方的水稻是比北方的谷子、小麦的产量要高些，但说亩产5000斤，肯定是吹牛！”

　　刘少奇坐不住了。1958年下半年，60 岁的刘少奇以超人的精力和毅力先后几次到外地调查研究。7月，骄阳似火的盛夏，他来到山东、河北；11月、12月，寒风刺骨、滴水成冰的隆冬，他来到河南、湖北。视察农业，他一定要到田里亲眼看看庄稼，到农民家里问问温饱；视察煤矿，他一定要戴上矿帽矿灯、脚蹬高筒雨靴来到井下，看采煤，看掘进，到矿工食堂、宿舍看伙食，问冷暖；视察钢铁厂，他一定要到铁水滚滚、火花飞溅的炉前询问产量和质量，叮嘱千万要注意安全……他每到一处，都会被人民群众那冲天的革命干劲所感动，但又被那有些过分的吹牛、浮夸所困扰。

　　当刘少奇深入到河北省徐水县去实地察看、调查了解并耳闻目睹了大量事实后，明白了徐水县的所谓“共产主义”，原来只不过是吃大锅饭不要钱的平均主义和一张只画着电影院、图书馆却连居民区都没有的“共产主义新农村规划图”。

　　从山东和河北调研回京后，刘少奇有一次在支部会上心情沉重、神色黯然地向大家讲述他的所见所闻。听着刘少奇和王光美等的讲话，刘振德谈了自己的看法：“我对群众的冲天干劲和报纸上报道的一些增产数字，特别是钢铁、粮食的增产感到非常兴奋。虽然对有些数字也有怀疑和议论，但没有否定它们的根据，只是随声附和、盲目乐观。”

　　刘少奇接过话题说：“人云亦云，不假思索，是个大毛病，我在山东、河北视察时说过要泼点冷水，现在我也要给你们泼点冷水，让大家的头脑都清醒清醒。对群众的积极性要爱护，不能泼冷水。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有些事，我们没有经验，调查研究又不够，受点挫折是难免的。但当前的许多不实事求是的做法、不科学的口号，特别是这股浮夸风、吹牛风，并不完全是由经验不足和调查不够所造成的。我们决不能任其发展了。有时，我的头脑也有点热，说过些过头话，我向支部作检查。这就算我的思想汇报吧！”

　　刘少奇实事求是、向人民负责的严肃态度和绝不盲目言从的冷静科学工作方法，还体现在他回乡搞调研时听取群众反映、实事求是妥善处理了两个案件：齐海湘错案和冯国全“破坏耕牛案”。

　　刘少奇在做调查时，群众向他反映齐海湘案件是件错案，当时齐海湘已经死了。但是刘少奇仍然主张切实调查清楚，他对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说：“人虽死了，也应该查清，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本人死了，还有子女后代，我们要对案件负责，还要对他的子女负责。”在刘少奇的干预和点拨下，终于洗雪了齐海湘的不白之冤。

　　对于群众反映的天华大队饲养员冯国全父子将一根3寸多长的铁丝钉进他们为生产队喂养的耕牛肺里致使耕牛死亡的“破坏耕牛刑事案”，刘少奇觉得可疑，立即指示湖南省公安厅复查并重新研究这个案件。刘少奇说：“请你们把此案再调查一下。要从多方面进行深入的细致的调查，不仅要调查当事人，还要向老兽医和专门学过这种医学的人请教。你们想想看，牛皮那么厚，牛劲那么大，它能那样俯首贴耳地让人将铁丝钉进自己的肚子里？你们查清后写个报告，好不好？”刘少奇从中察觉到司法机关有些人办案马虎，对普通老百姓的政治生命不负责任。

　　经过详细调查和技术鉴定，否定了原定的结论。原来这头牛曾几易其主，早在1955年8月在长沙县青山乡社员彭秉泉家喂养时，由于其子出于好奇心，将铁丝包在青草内喂牛，致使这条耕牛落下病根，并最终因铁丝进入肺部而死。此事已真相大白，湖南省公安厅经过复查为冯国全父子平了反，并于6月30日向中共湖南省委和国家公安部写了《关于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社员冯国全破坏耕牛一案的调查报告》，如实讲述了这一案件的过程。

　　（摘自2013年1期《党史文汇》 李春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