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让群众把心里话讲出来”
——刘少奇保健医生许佩珉访谈录
（本刊记者）王香平
许佩珉，1928年生，1955年毕业于中南同济医学院，1957年至1964年担任刘少奇保健医生。后任北京医院主任医师，曾任北京医科大学教授。1961年4月，随刘少奇参加湖南农村调研。
记 者：许老，作为少奇同志的保健医生，能谈谈当年您跟随他参加湖南农村调查的主要缘由吗？
许佩珉：回想50年前跟随少奇同志在湖南农村调查的情景，历历在目。当时，少奇同志正患有比较严重的双肩肩周炎，他明明知道湖南天气寒湿，不仅不利于身体，时间一长还会加重病情。但考虑到农村问题比较严重，原因不明，亟需查清，所以，少奇同志也顾不上这些了。我作为保健医护人员，听从组织安排，跟随前去，希望尽自己所能帮助他缓减一下病痛。这是我参加这次调研的主要缘由。
记 者：请您简单谈谈少奇同志参加这次回乡调查的主要背景。
许佩珉：1961年，被毛主席称为“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之所以这么叫，主要的历史背景就是，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失。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毛主席和党中央就已经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开始逐步纠正“大跃进”“左”的错误。但到了1959年7月，庐山会议的反右运动，不仅打断了原来纠“左”的进程，而且进一步助长了“左”的思潮，导致很多干部不敢再实事求是地反映实际情况。这样，庐山会议后“继续跃进”的形势导致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失调越来越严重。另外，当时还遭遇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导致国家经济面临非常严峻的局面，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粮食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不得不下决心扭转困局。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把农业放在首位。3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中央解决问题的决心是很大的。但究竟怎样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错误？中央掌握的情况与实际情况有没有差距？所通过的“农业六十条”，是否符合农村实际情况？为了了解国民经济情势，毛主席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恢复实事求是的作风，并亲自指导和组织了三个调查组分赴各地调研。从中央到省、地、县各级领导干部积极响应毛主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带着“农业六十条”纷纷深入农村调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少奇同志决定回老家湖南农村深入调研弄清真相。
记 者：少奇同志带队调研，对调查组成员有什么要求吗？
许佩珉：1961年4月1日，少奇同志从广州到长沙后，召集工作组同志开会，硏究调查内容和方法，确定与地方合起来组成工作队，提出要求和注意事项。我印象比较深的一条要求是，他说，下去以后你们不要再叫我主席、首长或少奇同志，只叫我刘队长。4月2日上午听取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汇报湖南政治经济情况，张平化同志要派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瑞山陪同少奇同志下乡。少奇同志听后说：“这次是来蹲点搞调查，采取过去老苏区的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稻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车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
记 者：据记载，少奇同志调研的第一个点是宁乡县王家湾村。
许佩珉：是的。4月2日下午，在省公安厅长李强陪同下，少奇同志乘吉普车下乡。本想在老家附近调查，结果到了宁乡县王家湾时，下起了大雨，车子在泥泞路上不好走，少奇同志干脆下了车，边走边看。一路上看到的是荒山秃岭、稀疏庄稼和七零八落的房屋。在路旁，我们发现一个挂有“宁乡县人民公社万头养猪场”牌子的房子。少奇同志就走到跟前，到里边转了一圈，猪舍里除了两头皮包骨头的母猪外什么也没有。猪场周围东西堆放得很乱，满是尘土，到处是蜘蛛网。为了弄清具体情况，少奇同志当即决定在猪场的饲料房住下来。大家动手打扫了房屋，找来两张旧方桌、三条破板凳和一盏煤油灯，放在外间，给少奇同志当办公桌或开会用，在里面一间支好旧木床，作睡房。我们随行的工作组成员就在养猪场打地铺睡觉。
少奇同志专门向东湖塘公社一位负责人了解“万头养猪场”的来历。“大跃进”期间，公社决定把这个大院改成标准的大型养猪场。改建不久，一次县里要进行全县畜牧生产大检查，公社领导为了应付检查，把全公社几十头猪都集中到这个大院，外面挂上“万头养猪场”这个牌子。所谓“万头养猪场”，完全是“浮夸风”的产物。4月3日上午，少奇同志听取工作组同志汇报调研情况，张平化同志也赶来参加，他深有感触地对平化同志说：“宁乡县问题那样严重，如果说天灾是主要的，恐怕说服不了人。没有调查研究，这个教训很大。不进行调查研究，决定出来的东西是不可能符合客观情况的。”
在王家湾调研，少奇同志一般白天出去走访，晚上邀请当地干部、农民座谈。我们下去一边给群众治病，一边了解具体情况。我们亲眼看到群众吃野菜充饥，不仅身体消瘦，有的还得了浮肿病，大家心里都很难受。作为国家主席的少奇同志看到这一切，心情怎能不沉重？怎么可能睡好觉？所以那段时间，他主要靠多服安眠药来帮助睡眠。
记 者：你们后来为什么又转到天华大队调研？
许佩珉：当时少奇同志思考，宁乡王家湾的情况很严重，是否别的村里会好些？还是不相上下，都这么严重？少奇同志和张平化同志商量，希望再看一个有代表性的村，以掌握更多的实际情况。张平化同志就推荐了当时全省闻名的先进单位、红旗大队——长沙县广福社天华大队。这样，在王家湾呆了六天后，正好毛主席要到长沙，我们就于4月8日离开了王家湾回到长沙市。4月11日毛主席到长沙后，少奇同志向他汇报了调研情况。据王光美同志说，大概是谈解散公共食堂问题。4月12日，我们就转赴天华大队。当时，在沿途中，看到路边的稻苗长有三四寸高，菜地里还有绿色的油菜，与宁乡田地的所见大不相同，初步印象不错。到了村里，少奇同志决定就住在大队部，把原会议室隔成两部分，一小半作卧房，另一大半作会议室用。
记 者：你们在天华大队调研的时间比较长，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印象比较深的一些事？
许佩珉：好的。4月13日上午，少奇同志召集调查组成员开会并叮嘱说：“调查研究，一定要实事求是。我们是为解决问题做调查，要照毛主席讲的办，甘当群众的小学生，不带框框，要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让群众把心里话讲出来。好话坏话都要听，哪怕是骂我们的话，包括骂我这个国家主席的话都要听。”
下午，少奇同志召集主持天华大队干部座谈会。他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中央不知道写的对不对，想来征求你们的意见，看哪里写的不对，哪里写多了，哪里写少了，以前中央写一些东西，发一些指标，没有征求你们的意见，常常发生错误，这次就来征求你们的意见。”“一个是食堂，一个是分配，一个是粮食，一个是住房。今天就谈谈这么四个问题，请你们说话的时候，解放思想，一点顾虑都不要，一点束缚都不要，愿意讲的话都讲，讲错了也不要紧，不戴帽子，不批评，不辩论；当然，最后决定只能有一种意见。这种意见，有一句话是你的，有一句话是他的，有一句话是她的，最后集中起来，是一种意见。不要怕，不要怕不办食堂就不要社会主义了，不要人民公社了，只看怎么好，怎么有利于发展生产，怎么有利于群众方便，当然，还要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集体，有利于国家。在这五个‘有利于’的前提下，可以办，可以不办，可以大办，可以小办，可以常年办，可以临时办，这都是社会主义，并不妨碍社会主义。”说完这些话后，少奇同志又诚恳地表示：“我是来向你们请教，向你们学习的。请你们帮助我们，哪些政策不对，要纠正，然后，我们帮助你们，纠正过往的失误。”
这时，大队干部都把目光转向了大队总支书记彭梅秀。一阵沉默后，这位当时被誉为省劳模、三八红旗手的彭梅秀开口了，她镇定自若，讲得头头是道，但关于灾情和民意半句不提。谈到食堂问题时，她说：“主席讲得很清楚，我还是同意办食堂，办食堂好处很多，办食堂以后，大家出农业工，部分人进了工厂，比原来增加了收入。我主张有条件的地方还是要坚决，积极办，但应自愿。”少奇同志问：“到底是把自愿摆在前面，还是积极办摆在前面？”彭梅秀回答：“把积极办摆在前面。”会场僵局虽已打破，但大队干部的发言没有一个敢跳出彭梅秀发言的框框。
4月15日，少奇同志在没有社队干部的陪同下，带秘书直接到施家冲生产队。他首先仔细察看生产队的食堂，然后请来在田里干活的八位社员，老、中、青和妇女各两人，他们都是赤着脚来到大队部开会。少奇同志给男社员每人递一根烟，光美同志给每一位社员倒上茶。少奇同志说：“今天请你们来讲心里话。中央起草了一个‘六十条’，是个草案，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公共食堂办不办？粮食怎样分配，还有你们的生产情况、生活情况，请大家讲讲真心话。”说完，少奇同志摘下蓝布帽，露出满头银发，恭恭敬敬地向大家鞠了一躬，然后说：“我怕耽误影响你们的工，就让随我来的同志帮助你们劳动，我们的同志不会做事，今天帮半天不够，明天再帮你们半天。”
记 者：看来，少奇同志一直在鼓励群众讲真话？
许佩珉：是的。社员们开始都很紧张，不敢说话，坐在少奇同志旁边的一位老人紧张得把香烟都掉到了地上，少奇同志帮他捡起来，又用火柴点上，并请他发言。少奇同志、光美同志对农民的真诚，打动了社员们。社员们终于说出了久藏在心底的话：“公共食堂不好，吃不饱；肚子不饱，懒得积极；大个小个一样记分，一样吃饭，不愿积极；技术高低不分，不愿积极。”“平均主义，做事难得来劲，不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大家一起住不好，冲田、山边、远处田地荒芜了。”“自留地取消了，家禽、家畜消失了。”“我们11户人家的食堂喂一年的猪，没有以前一户喂的多，从前满月猪仔可以长到40多斤，现在喂一年还不到40斤，是啥道理？没有米汤、没有糠、没有菜、没有杂粮。”“从前好，从前分散住，私人可喂猪、养鸡、种菜、种杂粮，吃得饱，现在住一起，这些东西绝了种，饿肚皮。我看还是分散住，分散吃好……。”
少奇同志终于听到了农民的心声，掌握了来自基层的第一手资料。后来少奇同志了解到，彭梅秀早先给群众打过招呼，不要与中央领导唱反调。后来又找到曾受彭梅秀批斗过的原党支部书记段树成，他反映了彭梅秀虚报的很多情况。他说，天华大队是先进单位，对外开放参观，上级政府给一些补贴。大队有一个篾席厂，是大队干部的吃喝点，干部当然不会得浮肿病。少奇同志要段树成以后参加大队干部座谈会，有什么意见在会上当面讲。
4月17日，少奇同志召集天华大队总支委员会议，他在会上说：“看来多数社员是不愿意办食堂，要求散。准不准散？我看这个事情应该准。公社化以来，把困难户的问题解决了，可是80%的农户不积极，这不利。办食堂有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平均主义。平均主义就违背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少奇同志从这天开始，帮助彭梅秀认识和分析过去工作中的失误和教训，使社队干部认识到有些问题继续下去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更不利于广大群众的生产生活。在少奇同志循循善诱的讲解和启发下，天华大队干部们的思想认识终于得到了统一。
记 者：少奇同志回自己的家乡炭子冲调研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许佩珉：回老家是调研的最后一站。少奇同志结束在天华的调研后，他决定在农村多看几个地方。他还在宁乡县召集县委领导与工业、政法、商业部门干部进一步座谈。5月3日傍晚，少奇同志回到22岁前离开的老家炭子冲。他没有住公社事先准备好的房子，而是一头住进了自己从出生到少年时代一直居住和生活的老房子。5月4日，他请来小时候的朋友黄端生，叙旧聊新。少奇同志在大门口迎接，光美同志扶着得了浮肿病的黄端生进来。他们聊得很亲热。黄端生把全村患浮肿病的人一一数出，而且断定，干部“五风”（指“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编者注）是根本病因。少奇同志邀来小时候一起放牛的李桂生，察看安湖塘的塘水时回忆说：“有一年塘底晒谷……”李桂生插话说：“那样大旱，每年还收两三担谷子。”少奇同志问：“去年塘水全干了吧？”“没有干，还有半塘水。”李桂生直率地说：“去年粮食减产，干旱有点影响，不是主要原因。我讲直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五风’刮得咯样！”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少奇同志的心。后来他又找了原党支部书记王升平，了解他对食堂的看法，结论是：农村公共食堂再办下去会人死路绝。少奇同志还亲自探望了很多浮肿病人，后来到赵家冲看望久别的姐姐，发现家里的坛子有盐无油，姐姐的一句话让他难以释怀：“老弟呀！你在中央做事，总要给人家饭吃呀！”最后，少奇同志在炭子冲向父老乡亲道歉：“将近40年没有回过家了，我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我心里难受，对你们不起！”少奇同志检讨说：“教训深刻，刻上石碑，让子子孙孙永不忘记，以免再犯！各级干部都有责任，但主要的责任在中央，中央的责任在我。”
记 者：看来，少奇同志的确了解和掌握了大量实情，说明他的调研扎实深入、不虚此行。
许佩珉：实践出真知，调查出真相。少奇同志通过这次农村调查，掌握了大量农村的真实情况，对纠正和统一当时全党对农村问题的思想和认识，对推动全党贯彻落实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政策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和重要贡献。少奇同志在这次调查后，曾说过：“我是国家主席，还有公安厅长带人保护着，随便找人谈话，都要受刁难。这说明听到真话，调查真实情况是多么不容易！”毛主席曾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也一再强调，调查硏究是我们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所以，只有通过广泛深入正确的调查研究，才能真正密切联系群众，才能把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各项工作做实做好。
（本文发表前经许佩珉同志审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