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文革”发动后,刘少奇与毛泽东、林彪、朱德、和董必武、李富春在天安门城楼上
立案的背景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受到批评,不再参与中央领导工作。10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全国开展了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热潮,刘少奇处于受批判的地位。但在这时以及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仍把刘少奇作为党内问题和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并不是要打倒他,也没有要对他立案审查。
是什么促使毛泽东改变了对刘少奇的态度?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听信了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二是“文化大革命”恶性发展的结果。
首先是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陷害。林彪、江青集团中的骨干分子,几乎都是靠反刘少奇起家和攫取高位的。他们当然不愿意看到继续保留刘少奇的任何职位,从而留下可能对他们的地位和野心构成威胁的障碍。同时他们懂得,不经过毛泽东点头,打倒刘少奇是不能实现的。于是,他们借用群众揭发和专案工作等名义,竭力对毛泽东施加影响。
早在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尚未结束,林彪的妻子叶群于8月11日、12日两次找总参谋部作战部一位副部长,向他口授诬陷刘少奇的材料,要写成书面揭发上报。13日,林彪在住处找这位副部长谈话,要他把书面揭发改成向林彪和毛泽东写信的形式上报,并说:“这样更政治化些。”当天,林彪就把这位副部长写的信和诬陷刘少奇的材料批送江青,要她“酌转”毛泽东。
在诬陷刘少奇的阴谋家当中,康生是一个十分毒辣的角色。也是在1966年8月13日,康生让他的妻子曹轶欧出面,向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写信,揭发王光美的所谓“问题”,并攻击刘少奇包庇王光美。这封揭发信在部分中央领导人中间作了传阅,最后也报到了林彪手里。9月16日,康生亲自给毛泽东写信,重新提出1936年薄一波、安子文等61人经组织决定出狱一事,并把它挂在刘少奇的帐上,说什么“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这是康生很阴毒的一招,使毛泽东把刘少奇和整个干部队伍的问题看得更加严重。
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群众中也捕风捉影地揭发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许多红卫兵、造反派,为显示自己革命,都想在打倒刘少奇问题上立大功。于是,把许多道听途说、张冠李戴的事情,郑重其事地整理成书面材料层层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