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笼统一种学制，而是分速成班、普通班和正式班三个层次，统筹规划，全面安排。刘少奇把“办一所专门的学校”放在培养人才的首位，设想通过办学校、去苏联参观学习、请苏联教授来中国的多种方式，多头并举，从根本上解决新中国人才培养问题，以迎接即将到来的国家建设高潮，可谓高屋建瓴。

　 斯大林很快对刘少奇的这一要求给予了积极的响应。他回复说：“这是好事，有困难，但可以办。” [5]（p.35）

毛泽东也非常赞同。7月25日，他复电刘少奇：“同意在莫斯科建立一个中国大学。我们正需要学习苏联在各项工作中的和资产阶级不同的一套学说和制度，设立这样一个大学是很必要的，但经费应讲明由中国负担为适宜。同意在目前就开始派遣各种参观团到苏联去参观和学习各项经验。” [6]

经过中苏双方的协商，考虑到当时的中国形势已有别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具体情况，最后决定由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一所新型正规大学，培养建设人才和管理干部，学校设在中国境内，由苏联提供教授和专家。8 月7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王稼祥：同意“中国大学不设在阿尔马达而设在北平，由苏联派教授”。[7]这所中国大学就是后来的中国人民大学。

刘少奇秘密访苏可谓是满载而归，不仅“为建立新中国争取了有力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8]学习了苏联的经验，回国时随行的还有多达220人的苏联专家队伍，而且由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空军和海军学校也成为刘少奇同苏联达成的一揽子协议中的一部分，这对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专门人才的培养，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二

刘少奇在回国以后立即着手中国人民大学的筹建工作，从学校的组成、领导的任命、教育方针确定、科系的设置、教学计划的制订、聘请苏联专家教员、招生规模、生源落实及经费预算等各项工作都一一过问，亲自处理。

1949年夏秋之际，中央组成了由陆定一、钱俊瑞、吴玉章、成仿吾、范文澜、薛暮桥、陈伯达、王明、谢觉哉组成的10人筹备委员会，着手筹备工作。这是一支阵容强大的队伍：陆定一，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钱俊瑞，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吴玉章，早年任成都高师校长，创办过中法大学，还曾在苏联执教；在延安期间，他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在解放战争期间，任华北大学校长。成仿吾，时任华北大学副校长。范文澜，时任华北大学副校长。薛暮桥，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陈伯达，时任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学院副院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王明，即陈绍禹，时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兼法制委员会主任。谢觉哉，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兼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筹备委员会聚集了相关部委负责人、党内最著名的教育家、理论家，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对创立新中国第一所正规大学的重视程度。苏联政府派遣费辛科、菲里波夫两位专家来华协助筹建中国人民大学。

筹备委员会和苏联专家经过一个多月的调研商讨，业已形成具体计划。1949年11月12日，刘少奇亲自写信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筹备创办中国人民大学的情况和建校计划：“即以原华北大学、革命大学及王明谢老之政法大学三校合并为基础来成立人民大学。另由人民大学附设一部政治训练班，即保留原革命大学一部分（约收学生三四千人）机构，照过去一样继续招收学生进行四个月的政治教育，以继续改造知识分子”。“人民大学拟由中央人民政府设立，任命中国人作校长，聘苏联同志为顾问。苏联顾问及教授的薪资，拟照苏联专家一样办理。” 他建议“政治局即日审查这个计划，并予以批准，然后提交政务院通过施行。” [5]（p.154-155）

12月11日，刘少奇又向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报告关于人民大学成立决定和聘请苏联教授、教员事宜，并确定了科系的设置及本科的招生名额：“第一年招收本科学生一千四百人，训练班学生三千人，其中夜校学生一千人。本科设经济系、计划系、财政信用借贷系、合作社系、贸易系（学制均为三年），法律系、外交系（学制均为四年），工厂管理系（学制为两年）。训练班设经济系、贸易系、合作社系、外交系、财政信用银行系、统计系、法律系、教育系、工厂管理系（学制均为半年）。本科及训练班定于一九五○年二月一日开学。”报告提出，为人民大学聘请50位苏联教授和教员。[5]（p.155-156）

1949年1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即根据党中央政治局的建议，于第11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诞生，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范围内获得全面的彻底的胜利，新中国的伟大建设工作已经开端。为适应国家建设需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设立中国人民大学，接受苏联先进的建设经验，并聘请苏联教授，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新国家的各种建设干部。”[9]《决定》确立学校的教育方针是“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10]

为了保证中国人民大学招生计划的顺利进行和按时开学，1950年1月23日，刘少奇亲自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这份发往各大区党委的文件告知中国人民大学的任务和系科设置，并将其本科各系招生名额的分配为：华北区327名，华东区177名，东北区l 62名，华中南区139名，西北区77名，总共为882名。[11]《决定》指出：“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办，是一件大事，各地党必须保证该校本科此次招生的完满成功”。刘少奇还特别加上一句话，有关“各项由各中央局、分局令各级党委保证实现”。[5]（p.156）

1950年2月19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任命原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胡锡奎、成仿吾为副校长。

关于筹备工作中的其他事务，由筹备委员会中的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负责与刘少奇联系，校长吴玉章也直接写信报告。如1949年10月14日，吴老致信刘少奇，请求帮助解决校舍和经费的预算问题。[11]（p.137-138）1950年9月8日，吴玉章给刘少奇去信，报告人民大学新校址修建筹备情况及请示有关问题。[11]（p.143）

刘少奇全面指导中国人民大学筹备工作，但又不拘泥于定见，而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如1950年1月4日，吴玉章主持召开第二次情况汇报会议，主要传达刘少奇副主席关于招生问题的批示，他说：“刘少奇副主席的批示说：招收4400名学生是1950年全年的任务，因为现在我们的条件有困难，所以现在考虑少招，各系再行安排具体计划。翻译人员训练应着重业务训练。” [11]（p.139） 1950年6月初，刘少奇在关于专修科招生问题的批示是：外文系、教育系可不招，法律系可多招300人。[11]（p.141）

尽管日理万机，刘少奇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操办中国人民大学筹备事宜。成仿吾回忆，“在1950年建校过程中，有一重大问题须请刘少奇亲自批示。我们的请示信是在3月26日送上去的，没想到当天即批示下来。”[12]刘少奇对中国人民大学筹办倾注了大量心血。

三

经过一年时间的筹备，在基本解决了在资金、校舍、干部、教员、生源、教材等一系列问题后，1950年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在北京城内校址铁狮子胡同一号举行开学典礼，宣告正式成立。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朱德，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中国人民大学苏联顾问安德里扬诺夫亲临大会。刘少奇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首先，刘少奇全面表达了党中央对中国人民大学的深切期望，明确指出，创办中国人民大学，是要树立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一种新的典范。他开门见山指出：中国人民大学“是我们新中国第一个办起来的新型的大学，中国将来的许多大学都要学习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样子来办。” [10]（p.90）

其次，他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两种教育制度的根本区别以及创办中国人民大学的目的。指出过去的旧大学“是按照英国、美国、法国和日本这些国家的经验、办法办起来的”，虽然“它们在提高中国人民的文化水平、科学水平和认识水平上，是有很多成绩的。”但是教育的目的，是“为剥削劳动人民”，“压榨人民”服务的。[10]（p.91）“人民的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是以为工农服务为目的的”，“我们的大学要教育出为人民服务的干部”。[10]（p.92-93）这就明确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办学方向：培养既有文化科学知识，又为人民服务的干部。

关于学科的设置，刘少奇作出了说明：人民大学不办物理、化学、机械、电气等系，因为这些学科其他大学是可以办的，人民大学设有经济计划、财政信用、工厂管理、合作社、贸易、法律、外交、俄文八个系。因为旧大学中这些系毕业出来的学生我们很难采用，新中国主要与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这样的分工对国家是有利的。[10]（p.94）

刘少奇在讲话中强调了中国人民大学不同于其他学校的特点，以及它在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应起的作用。他特别强调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批评了旧大学所学非所用的现象，人民大学就是要改变这种情况，学什么将来就做什么。他要求广大师生们恪守自己的工作岗位，完成教学任务和学习任务，要学好外语，提高教学水平，培养翻译和教员，等等。

刘少奇热情洋溢的讲话，鼓舞了在场的全体师生。成仿吾后来回忆说：“我体会刘少奇这段话的意思是：当时全国解放不久，我们从旧中国接收过来的高等学校，还未来得及改造和调整，而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在这段时间内，有解放区教育传统的中国人民大学应该起一些示范作用。当时听到这番话后，感到是对中国人民大学的莫大鞭策，同时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  [12]

四

为了办好中国人民大学，中央从人、财、物等方面全力保障中国人民大学的建设。建国初期，国家财政经济情况虽十分困难，但还是拿出很大财力经办中国人民大学。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的经费占了教育部全部概算的1／5。[13]为了全面地学习苏联经验，中国人民大学筹备时，刘少奇计划聘请50位苏联教授和教员，哈尔滨工业大学提出聘请36位苏联教授，刘少奇只同意聘16位。[14]1952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已聘有苏联专家47人，其他学校分别为哈尔滨工业大学11人，北京俄语专科学校11人，北京师范大学3人，[15]到1957年，中国人民大学共聘请了苏联专家98人。[16]1953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诞生三周年时，学校已经初具规模，设有9个系、41个教研室、1个编译室，此外还有专修科、预科、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班、马列主义夜大学、夜校、函授专修班和附设工农速成中学。三年来校内外研究生已毕业900人，其中校外研究生548人，大学生共毕业4587人(本科59人，专修科3996人)；在校大学生约5000人，为全国高等学校培养的研究生约2000人，校外函授学生2700人。业已培养能够掌握某一门专业的教员约700人，培养俄文翻译达到152人。翻译教材1300余种，印89万余册，编写教材500多种，印70.2万余册。[17]中国人民大学成为了当时高校中办学规模最大，聘用苏联专家最多、学生人数最多，全国独一无二的崭新的正规大学。

 在刘少奇悉心指导下创建的中国人民大学具有以下特点：

1.把中国人民大学办成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首先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编写了一大批教材。据统计从1950年到1957年，由苏联专家直接编写的和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编写的讲义、教材共达101种，556945万字。如苏联专家编写的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俄国哲学史”等讲义，“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自然辩证法”等原著介绍，还有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基础等课程的讲义、教材和原著介绍，[16]（p.91-92）对中国人民大学和全国的政治理论课教学产生了很大帮助。

其次是学校广泛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让学生通过系统学习，提高理论素养。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在各类干部学校中开设政治理论课，以提高党内干部的理论素养，乃是党的传统做法。如抗战时期，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之外，各类干部学校中都普遍开设有中国问题和中国革命史等课程，目的是使学员在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能研究并了解中国革命问题，以更好地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增强革命的自觉性和有效性。中国人民大学继承了这一传统，开设了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与法权理论、中国革命史、人民民主原理课，并把这些课程作为各系共同的课程，各系根据自己专业的培养目标的不同，再设置系统的业务课程与专业文化基础课程。本科共开设142门课程，政治理论课占20—25％；专修科共开设83门课程，其中文地、教育两班政治理论课占26％，其余各班政治理论课占37％。[11]（p.148）学校不仅注重培养德才兼备的学生，而且教育者先受教育，注意提高教师和行政人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为了组织教员和教学行政人员的政治理论学习，于1950年9月，创办马列主义夜大学和马列主义夜校，学制暂定夜大学为2年毕业，夜校为1年毕业。夜校学员经过申请并考试合格后可升入夜大学习。第一期马列主义夜大学和夜校于1950年9月19日开学，这期共招收夜大学学员600多人，夜校学员700多人。[11]（p.155）

最后，在全国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课程开设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以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研究方面的独特优势和重要地位，发挥规划设计、组织领导、教研示范的作用。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全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对广大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1950年初，中央政府教育部明确规定，全国高等院校取消国民党的“党义”等课程，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建设，有步骤地开设《新民主主义论》、《辨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等三门政治理论课程。为解决缺乏政治理论教师问题，教育部负责筹划，在中国人民大学创设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班，为全国各高等学校培养一部分政治理论师资。第一期招收研究生300人，期限一年至二年，1952年开学。[18]上海复旦大学的教员蒋学模从人民大学受过苏联专家培训，后来成为全国最著名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授，他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沿用了几十年。学校的相关教研室还配合高教部，牵头组织教学研讨会，成立了总教学委员会，制订课程的讲授大纲、教学组织和方法原则以及教学进度表，为政治理论课程在全国高校的推广奠定了基础。[19]

2教学中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学生工作能力的培养。中国人民大学是为适应国家建设需要而设立，学科的设置紧密配合国家的建设需要，主要为财经、政法类专业，由优秀的教师任教。如来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的苏联经济学家阿·毕尔曼是世界级的学者，是苏联顾问团中主要的财政专家。他所创作的《苏联国民经济各部门财务》（1953年出版）是苏联教育部审定和推荐的这门学科的第一部教科书。在中国期间，他帮助建立了苏式财务管理模式，一直到2000年前后，中国不少领域-譬如交通产业、物资流通产业的财务运作体制，仍然是毕尔曼当年所设计的。

学校贯彻理论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针，一方面全面地系统地学习苏联经验，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认真采纳与执行苏联专家的建议，一方面有计划地加强与有关业务部门的联系，派教员到有关部门、尤其是厂矿，进行一定时期的进修实习，并吸收学生、研究生及教员参加研究生产实习的成果，以其所获得的丰富实际知识，加强科学研究工作。教员结合国家建设的实际问题，提到理论上加以科学的分析，使教学工作由片段的联系进入系统的有机的联系。学校除了教务部，还设有研究部，部长由成仿吾副校长兼任。教师们在各教研室领导下，由苏联专家指导，独立进行研究工作。

3.向工农开门，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

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由于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广大工农群众根本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所以文化素质极低。工农干部经过党的多年培养教育，有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和政策理论水平，还有一定的组织领导能力，也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满腔热情，工作积极，埋头苦干，但缺乏文化和业务技术，新中国就面临着一个工农干部知识化的重大课题。中国人民大学担负起这个职责，首先在招生工作中，工农干部和劳动模范占有一定的比例。根据他们的文化程度，进本科、进专修科。既不能进本科，又不能进专修科的，可以先进学校的文化补习班(后改为预科)补习文化，待文化基础提高以后再行转入本科或专修科学习。文化补习班就是特别为招收的没有入过正式学校，文化水平低的工农干部、产业工人特设的。

如当时人大外交系的培养目标是我国驻外使馆参赞或领事馆的领事，招生对象条件除工作年限之外，还必须是党员和区营级以上干部才能报考入学。又如工厂管理系各专业，主要招收干部和产业工人中的劳动模范，培养的目标为基层各厂矿的厂长或经理，特别是生产管理的厂矿长或经理。1953年工厂管理系本科第一届毕业的112名学员中，男的98人，女的14人，党员105人，团员5人，群众2人。1952年4月，人大在校学生本科为1412人，专修科为851人，预科为352人。其中干部占总数的72％，产业工人占6％，青年知识分子占22％。仅1953年在经济、统计、工业经济、贸易、合作社等5个系毕业的440余名学员中，产业工人学员就有50多人，占本年全部毕业学员总数的12%。[11]（p.162）全国著名劳动模范、老红军李凤莲，全国劳动模范、人大代表郝建秀均进入人民大学学习。学校积极为这些学员创造了学习环境和生活条件。这贯彻了党提出的教育是大众的，要为广大的人民服务，要在广大人民中培养出大量人才的方针，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工农干部，为新中国培养新一代红色专家做出了贡献。

4. 学制灵活，办学形式多样。在学制上，中国人民大学初创时期采取了本科和专修科并重，正规班次和短训并存的方式，学习的年限也比较灵活，几个月、一年、二年、三年、4年。这种做法比较适应我国培养各种建设人才的实际需要，也适合工农和干部在职学习的特点。当教学初步走上正轨后，人大又酝酿创办函授教育。新中国成立伊始，需要人“急”，需要才“专”，需要的量也大，仅靠国家办的几所、几十所高等学校来培养人才，满足不了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何况当时抗美援朝，国家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有许多困难，不可能大批创办高等学校。学校尝试把正规办学和向社会办学、校内办学与校外办学、脱产学习和不脱产学习结合起来，既不增加国家很多人力、物力、财力，却又便于联系实际，适应建设的需要，可以更多、更好、更快地为国家培养人才的新形式、新路子，于是函授教育便应运而生。1951年10月12日，吴玉章校长，胡锡奎、成仿吾副校长为创办函授教育联名致函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教育部陆定一、胡乔木、安子文和钱俊瑞等同志写报告，提出了有关函授教育的设想和规划，并请他们转呈刘少奇副主席审批。11月5日，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报告上批示：“可根据此办法在平津及其他城市的若干机关先行试办，待有经验后，再发指示。函授部组织亦从缓办，先指定二三人试办。” [11]（p.168）根据刘少奇的批示，中国人民大学于11月17日，成立了以成仿吾副校长为主任的函授教育委员会，下设办事机构，并组成20余人的函授教育领导机构。1952年1月初，中国人民大学开始试点，在北京、天津、太原三市招收了工业经济、工业会计等10个函授专修科2700多人。新中国的成人高等教育事业就此开始。1952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成立函授部，1959年10月改为函授学院。函授教育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高等学校重要的办学形式。由于人民大学创办函授教育目的明确，专业设置密切结合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实际，加之办学比较正规，教学质量较高，学习方法又比较灵活，学以致用的效果比较显著，所以，从创办一开始，函授教育就深受广大在职干部和各地区各单位的欢迎，发展也很迅速。1955年2月，人民大学第一届函授专修班1600多人毕业。[11]（p.168）

新中国成立后，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思想为主要任务。[20]由于旧中国留下的高等教育规模小[③]，学科较偏，大多为文法类学科，而且性质庞杂，脱离实际，院系重复，培养目标含混不清，远远不能适应这个任务，刘少奇提出并筹建“教育出为人民服务的干部”的中国人民大学，以苏联经验为样板，虽然对西方当代教育制度和教育理论认识有些偏颇，但是要求高等教育理论联系实际，开设的课程必须密切配合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当前与长远的需要，在学习系统的理论和知识的基础上，实行适当的专门化，向工农开门办学，为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提供了范例。这是新中国教育史上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尝试，不仅结束了工农无权受高等教育的历史，形成了社会主义教育的基础，为国家建设准备了大批人才，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而且对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引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