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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和谐”核心价值观看社会主义对人类文明的进步
发布时间: 2013-06-06    作者:常宗耀    来源: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2013-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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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价值论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应该是以社会整体和文明的全面进步为本位的价值观的体现,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扬弃”,并以理论、运动和制度形态体现出来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超越和对人类文明的终极关怀,其精神实质是追求和谐。因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范畴中,“和谐”应该是一个最高的范畴。①从“和谐”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观照,社会主义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过巨大贡献,并将在人类文明的演进中进一步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时代价值。
  一、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和谐发展对人类文明的全面进步
  社会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共同发展和进步,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或社会文明整体性进步的根据。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活动系统中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相互促进、彼此协调的发展规律,是社会全面进步、整体发展的理论基础。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从片面的不协调向全面的协调性进化的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较之以往社会形态而言,资本主义虽然也是人类走向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但它自身固有的缺陷使它无法达到这一社会最高阶段,而且迈出这一步是极其沉重的,曾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这是因为,社会是一个复杂和有序的系统。按社会的本质来说,它应当是各个方面互相协调的全面发展。但现实的社会是复杂的,不是每一个社会制度都能够做到社会的全面发展或社会文明的整体性进步,归根结底要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但是最现实、最直接的是取决于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过单纯“经济增长论”到“需要满足论”再到“人的发展论”这样不同的发展阶段,但都无法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是社会的全面发展或社会文明的整体性进步。那种单纯的“经济增长论”只追求经济增长的目标,结果往往是有“增长而无发展”。“需要增长论”看起来比“经济增长论”前进了一步,但是这种“需要增长论”的现实结果是一小部分人的需要得到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满足,而大部分人的需要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较多的满足。西方社会提出以“人的发展”为社会发展目标,无疑是一个进步,但是也应该看到,“人的全面发展”并不是现实资本主义国家既定的明确国策,而往往是一些西方思想家、理论家的观点和建议。从现实情况看,西方社会学家提到人的发展或人的现代化,强调较多的是科学技术和文化素质,相比较而言忽视思想和道德素质。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领域发展的分析,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三大领域存在的“内别分解”和“功能合成”是资本主义总体性发展的一种表现。贝尔所说的这种“内别分解”实质上已经触及了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极不协调。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正是资本主义制度。
  十月革命的成功,标志着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并开启了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环境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文明基础和文化水平,所以,从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把文明的协调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出发点。他们对于文明全面协调发展的理论,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国家在文明全面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无疑都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
  在人类文明史上,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是把文明作为一个统一整体去实现文明进步的唯一的社会形态呢?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这是因为,第一,社会主义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又容纳了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其他所有制经济成分),这就既为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制度条件,又从根本上消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这样一种社会制度,从本质上代表着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途。第二,社会主义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政治制度(实行民主的国体与民主的政体相统一),这就可以从根本上调动起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消除资本主义民主的阶级局限性和狭隘性,使社会机体充满着无限生机和活力。第三,社会主义坚持以社会公平和平等作为自己的最终价值目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是要消灭阶级,消除剥削,实现共同富裕,为社会成员自由、全面地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保证,这就可以消除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不均和人的畸形发展的现象,使社会全面发展更具有人的内在活力。第四,社会主义坚持社会全面发展的特性和战略,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不断向高度精神文明和高度政治文明的目标迈进,因此,社会主义有能力消除一切旧制度下所特有的贪婪、腐败、堕落现象,使社会在文明健康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生机勃勃地向前发展。总之,社会主义的无限生命力,是社会主义所内在具有的。
  在实践上,20世纪的社会主义已经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整体性进步方面体现出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特征和世界意义。在物质文明方面,如二战以后的一段时间,欧洲普遍都过渡到了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这首先是反思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大危机后作出的改革。战争结束时,在欧洲和世界许多地方,资本主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资本主义软弱、无效率而又无能,不能依靠它来实现经济增长,过上体面的生活。战争造成的骇人听闻的破坏、穷困和分崩离析,促使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的到来,而私人经济遭到了战争的严重破坏,不能指望它来承担重建的任务。但是,苏联的五年计划已经开始放射出将持续几十年的吸引力,被看作是医治30年代的大失业和资本主义失败的一剂良药。在英国,工党于30年代中期从列宁那里借用了“制高点”一词。时任首相的工党领袖艾德礼提出:要控制“制高点”,“要对一些重要的经济力量实行公有制,并根据公众的利益对其他许多经济活动实施计划管理”。欧洲主要国家纷纷搞二元经济。历史学家E. H. 卡尔在1947年写道:“如果我们现在都成了计划者,这主要是有意识或是无意识地受苏联实践及其成就影响的结果。”[1]如果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早就在30年代大危机中被更严重的危机冲垮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60多年来虽经历过曲折,但在物质文明方面的成就更是有目共睹。
  在政治文明方面,俄国十月革命以及30年后世界范围内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从根本上使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发生了具有本质性变化意义上的革命。
  在政治文明的制度变革上,社会主义否定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政治制度,使被剥削、被奴役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上升到了统治阶级的地位,把人类政治文明的制度形态推进到了更高层次。政治制度以及反映这种制度本质的阶级关系的变化,是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下政治文明演进中的核心问题。因为“这一特殊物(即政治制度)具有规定和管辖一切特殊物的普遍物的意义”。[2]282尽管这以前曾发生过多次制度更迭,但其结果都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以一种区别于以往任何剥削性质的政治制度的崭新面貌出现在人类社会的政治舞台上,表现出空前的真正的政治文明。“在政治文明的价值选择上,社会主义否定了那种崇尚强权、表现剥削、张扬两极分化的政治理念,以社会公正、社会平等、社会共同富裕的鲜明价值倾向,使人类政治文明的价值选择,趋向了表现社会进步和时代要求的道路。”以往的每一次文明的提升,都伴随着剥削对于公正、强权对于公理的胜利。资本主义所标榜的自由、平等、人权等也在一、二次世界大战的血雨腥风之中声名狼藉,一败涂地。只有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代表了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人民的政治命运,使遭受不平等、不公正待遇的国家、民族和公民的权益得到了保障。在政治文明的主体地位上,社会主义否定了社会政治生活中少数人对于多数人的专政,彻底打破了剥削阶级社会中的那种以血缘、身份、特权、财产等关系确立地位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他们在共同享有对生产资料不同形式的所有权、支配权的基础上,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一切权力,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地成为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体。[3](此处参考了高健生先生的一些观点——作者注)在精神文明方面,和资本主义深刻的精神文化危机相反,社会主义由于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在人民群众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因此建立了以往阶级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所不可能有的团结一致、和谐融洽的社会人际关系。在建立这种人际关系的同时,还创造出了一种蓬勃发展、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社会主义还由于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因此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它确实有可能排除一切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所无法排除的腐朽没落的东西。通过积极、长期的不懈努力,广大人民群众逐步树立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正确的价值观、高尚的道德情操、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相适应,社会主义还大力发展了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
  应该看到,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上所面临的任务还非常艰巨。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社会主义国家在生产力发展的程度上还很落后,在教育、科学、文化等方面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差距更大。再加上它刚刚从旧社会脱胎而来,因而还不可避免地带着它脱胎出来的旧社会的痕迹。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方面还不可避免地受封建主义以及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各种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相适应的腐朽没落的东西有时还沉渣泛起,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但是,这些腐朽没落的东西决不是社会主义文明本身,更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的体现。由于社会主义有优越的政治制度,由于社会主义始终致力于文明的和谐发展,社会主义将通过自身的努力,终将创造一个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异化文明的新文明。
  二、个体与群体(社会)的和谐发展对人类文明的全面进步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是对人的关系的普遍性的要求。人的关系的普遍性如果仅仅是物质关系,那么这种关系还不能算是丰富的;人的社会性虽然在这种物质关系中得到了扩展,但这种社会性还不能算是充分发展的社会性,因为它还缺乏一定的深度,人与人的结合点还比较狭小,比较脆弱。从需要的角度来看,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物质需要仅仅是满足人的生存的最基本的需要。从社会关系本身来看,人的需要既有私人需要,又有社会需要。私人需要是个体的需要,社会需要是相当于个体之外的人的关系,包括政治法律关系、伦理道德关系、思想文化关系等等。这两种需要共同规定了两种生产目的:私人需要规定了生产的直接目的,它是一种特殊目的;社会需要则决定了社会的直接目的,它们的相互关系规定了社会的共同目的性。私人需要和社会需要的关系表明,私人需要本身是一种社会需要,是社会需要的一部分;社会需要实际上就是个人需要与集体需要一致的统一体。“社会主义只有人们在建立普遍关系的同时,发展出关系的全面性来,也即只有在物质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政治法律关系、伦理道德关系、思想文化关系等等,才能在这一关系范围内形成一个普遍而牢固的统一共同体,个人与类之间的关系,才是密不可分的、一体化的关系,个人的类的特性或社会性才算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同时,社会主义“把人的关系的普遍性和全面性的发展作为目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蕴,那就是意味着把世界大同、世界的一体化从而国家的消亡和共产主义的实现作为自己的目标。人的关系的普遍性和全面性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世界一体化的发展,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发展”。[4]276,277可以说,历史的全面进步是在个体与群体(社会)的统一中体现出来的。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真正使个体(个人)与群体(社会)达到完美统一的,只有社会主义社会。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说,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这些名词、模式和标签(指“社会主义”——作者注)作为工具,来理解人类自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革命时代以来所面临的历史局面,来描述人类改善和改造社会的某一些尝试。他说,最初社会主义一词既没有政治性,也不意味着社会组织的特定方式,它与“共产主义”一词不同,后者从一开始就明确地指以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为基础,并且按照公有制的方式管理的社会,而且自巴贝夫之后不久,它还指实现这种社会的运动。“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只是“社会的”(social)一词的衍生物,它仅仅指人的本性是社会的和合群的,只是到了19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才具有改善和改造社会的含义,成了社会和政治语汇的一部分,从英国和法国向外传播。[5]霍布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当然是大相径庭的,但是,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并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个人主义”。“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反资本主义性是因为,在19世纪,从逻辑上看,似乎完全可以说,个人主义社会的核心就是竞争,也就是市场,因而也就是资本主义。这样一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就必须是合作和团结。这种广泛的含义使社会主义有了各种可能性,从为了社会利益而对自由放任经济作些修正,到彻底地废除私有制的共产主义实验,都可归之于社会主义。霍布斯的社会主义概念,既不与特定的经济制度相连,也不隶属于特定的政治制度,它只关涉人类合作与团结的社会基础。也就是说,霍布斯的社会主义概念只是一种特定的“社会需求”,这种社会需求只是为了解决特定的社会问题而提出来的。因为,信奉市场至上的资本主义满足的只是资本家个人的利益,它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不平等,导致社会出现分化甚至是分裂。而社会需求的概念为国家介入福利领域提供了理论基础,它使国家的福利功能与其他职能区别开来,没有社会需求的概念,也就不会有福利国家的出现。霍布斯等人的“社会需求”论实际上已经触及了个人与集体之间关系的统一问题。
  和霍布斯等人的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的文明整体进步观虽然也是从“需要”出发来分析个体与社会统一的必要性的,但他更多地是站在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层面上来揭示这一“需要”问题的。资本主义精神中的“资本个体本位主义”,把抽象的、孤立的资本个体看成社会的基本单位,而社会只不过是许多这样的人类个体的简单集合,从而得出“利己的目的是人们思想行为唯一原始出发点”的结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6]24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文明整体进步观是立足于个体与整体的协调发展的基础上的,即:个体是要素,整体是系统,个体的交互作用形成了整体,整体是个体力量的有机性扩展与放大;调动个体积极性是促进整体发展的内在条件,整体的发展则为个体的发展创造条件、开辟道路。在人类历史中,虽然存在着牺牲个体的整体进步与否定整体的个体发展两种极端,但这种矛盾对抗形式是特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环节;而且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是创造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同时也是其他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的和谐社会。这一和谐社会将是对个体与整体均无发展的“原始丰富性”的真正超越。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关于个体与整体的关系问题上,要求人们必须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民族利益与全人类利益的关系问题,既要反对那些脱离社会利益、民族利益和全人类利益的个人利益、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又要反对那些脱离个人利益、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的社会利益、民族利益和全人类利益。马克思主义的文明整体本位论是个体与整体的辩证统一,既和那种只顾整体利益而不顾个人利益的整体本位论划清了原则界限,也否定了那些只顾个人利益而不顾整体利益的个人原子主义,而是倡导与憧憬整体与个体协调发展的理想境界。
  资本主义的以个体为本位的价值观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它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锐利思想武器,也是其追求剩余价值的必要武器。在新全球化时代,由于受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资产阶级的个体本位论在国与国的关系上表现为代表一国“总资本家”的“国家主义精神”。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主义精神”下,凭借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优势,大搞霸权主义,严重破坏了世界的整体和谐与平静,引起了世界的不安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的两大主题,但是局部性的动荡总是此起彼伏。地区、民族以及国家之间的冲突与战争,其根源大部分就在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追求“国际剩余价值”而到处插手所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基本矛盾所导致的“资本个体主义”给人类文明造成的整体的分离和不协调,靠资本主义本身是不可能解决的。时代的要求呼唤着社会主义精神,呼唤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通过解决当代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人类困境问题,争取人类文明的全面进步,从而体现出对资本主义的超越特征和历史价值。
  三、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对人类文明的全面进步
  在人类思想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备受关注的一个问题,蕴涵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借助实践的平台,已成为整个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一个中心内容,它的本质实际上是强调了围绕人类活动来再现的一种意义关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资本论》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深刻地分析了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马克思认为,以人的劳动实践为中介,人所把握和支配了的生活过程依然是一种自然关系,在生产的一切形态中,人的劳动力“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人的社会历史才表现为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蕴涵的自然观体现了人在社会劳动实践中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一系列整体关系。它包括:第一,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说,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7]58。人正是通过劳动作用于自然,生产出人类不断需要的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这就表明了人与自然的一体化。第二,从实践和认识的角度来说,自然界是人类实践和认识的场所,在实践中人类认识了自然也掌握了自然的规律,从而促进了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延续。马克思不是就自然而看自然,而是通过自然看到社会和自然的有机统一。什么是真正的自然呢?马克思强调,在人类历史中,在人类生产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所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这种自然界是和人类不可分的。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人所依据的标准尺度是自然的规律和人类本性的需要,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人类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它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适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第三,从人类活动的价值评价角度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除了本体论的“真”以外,还涉及主体对客体的价值评价问题。“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7]58这就是说,人以外的动物不懂得劳动实践,它只是按动物种的“内在尺度”消极适应自然界;人的主体尺度也不是唯一的,也不能仅仅以人的价值标准为中心,还要顾及到自然客体的生态平衡这一对象性尺度;人的价值评价具有客观性,它能够把主体的内在尺度投射到外在的对象中去,因此人能够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即把主体的审美情趣、审美激情和审美爱好投射到自然对象中去,形成人和自然的完美统一。第四,从人类活动的道德伦理角度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还存在着伦理关系的价值取向。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异化”劳动的角度思考人和自然的伦理关系。异化劳动使得人和自然界处于隔绝的状态,不仅人得不到改造自然世界的成果,而且自然界由于“工业的奇迹”而成为人的对立物。社会伦理与自然伦理是有机的统一体,人只有善待自然才会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达到真、善、美的统一。
  资本主义开创的全球化使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分离越来越明显,工业文明的每一步向前发展都招致了自然界对人类的疯狂报复。因此,马克思不仅总是站在人类文明整体进步与社会发展的高度来理解作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人的自由与解放中的重大作用,总是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与现实的密切关联中去认识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重要性,而且又总是从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历史条件出发,深刻地揭示了造成这种现象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
  在阶级根源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资产阶级的贪婪和唯利是图,只追求眼前的经济利益和高额利润,而置其行为的长远的自然影响和社会后果于不顾,加剧了生态的破坏和环境的污染。“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一个的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出售时要获得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在西欧现金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一点表现得最完全”[8];在社会根源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影响和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生态平衡的破坏和生存环境的污染,则是完全被忽视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结合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于技术的运用和工业发展的状况具体地指出,对于技术的“资本主义的应用”和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9]334-335是破坏生态平衡和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的社会根源之一。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这种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一个国家越是以大工业为自己发展的起点,那么它对于环境的破坏和污染的过程也就越迅速。也就是说,人与自然的分离所造成的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的结果。正如英国生态社会主义者哈维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是“以无限价值扩张为目的的,它丝毫不考虑这种扩张所带来的政治的、经济的、地理或生态的后果”[10]259。
  要彻底解决人与自然的分离所造成的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靠资本主义本身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资本主义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进行的以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生产决定消费,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方式必须与它的为利润而生产的生产方式相适应。为满足资本、消费对自我增殖的需要,就要生产大量的商品,生产了大量的商品就必须大量消费。消费对需要的背离,使得消费突破人的需要的有限性获得了无限扩张的趋势。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彻底解决人与自然的分离所造成的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只有靠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文明整体发展观,社会主义精神以其公正、合理、和谐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内涵的价值理念,社会主义精神以其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方面的否定性的批判精神和超越精神成为解决人类生态危机的最好出路。社会主义在解决人类生态文明危机方面至少可以具有以下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性特征:
  第一,社会主义的文明整体发展观能够用有限的物质生产代替无限的物质生产。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需求是无限的。要进行有限的物质生产,就必须抛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必须按照社会整体对产品使用价值的实际需要作为我们生产的根本出发点。按照产品的实际使用价值来进行生产,可以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减轻生产和生活污染,使生产与社会需要直接结合起来,把宝贵的资源用在人类最需要的地方。
  第二,社会主义的文明整体发展观有利于建立起有利人类的全面发展的生活方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的物质欲望和精神痛苦之间存在着难以弥补的裂痕,人们的生活被严重异化了,所以这种异化的生活方式也遭到了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人不仅要有物质消费,而且还要有精神消费。社会主义的文明整体发展观不仅要满足人们合理的物质消费,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增加健康的精神消费,开发巨大的精神潜能,丰富人们对生命意义的体验,深化人们对生存价值的认识,培养人们对人类文明终极关怀的崇高精神品质。
  第三,社会主义的文明整体发展观有利于对资源利用、人口增长和社会生产实现计划调节。计划调节是在消灭了商品和货币的社会经济关系下,与为使用价值而生产的产品生产相适应的一种调节方式。要解决生产无限性和地球有限性的矛盾,就必须进行有节制的物质生产,以为使用价值而生产代替为价值而生产。与此相适应,对资源利用、人口增长和社会生产的调节手段也要相应改变。
  第四,建立公有制,消灭阶级和民族利益的对立是社会主义文明整体发展观的最终体现。马克思主义认为,古往今来的任何一种经济主体都是有计划成分的,但如果生产资料由私人占有,那么整个社会生产的计划调节就无法实现,计划调节必须要求社会的生产资料由社会直接占有,并建立共产主义公有制。资源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和人口问题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根本问题,是全人类的根本利益。所以,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是解决这三大问题的经济制度保障。
  第五,社会主义的文明整体发展观能消除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在新的社会生产方式下,科学技术被资本利用的性质也将被彻底消灭,它可以真正地按自然规律和人类合理目的来生产和消费。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利用资源的能力会不断提高,人类控制和治理污染的能力也会不断提高,使污染的破坏力度永远低于生态系统自身的平衡能力。
  总之,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最核心的和谐价值观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正确方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的确给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但苏东剧变引发的新问题以及当今人类文明面临的各种新矛盾新问题,更加凸显了社会主义这一核心价值观对人类文明进步的意义,也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
  【注释】
  ①笔者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范畴概括为占有公正观、民主集中观、富裕和谐观以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观等。见拙文《关于凝练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几点看法》,载于《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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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系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文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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