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负了这个社会职务，也促使我进一步思考孔子和儒学方面的事情。

　  正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因素，由于许多同志在党内多次政治运动中形成的“宁左勿右”的思维定式，对孔子的研究和评价，在新中国建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敏感问题。许多人对此不愿或不敢涉足。鉴于贯穿大半个世纪的反传统思潮的扭转有一个过程，而且说老实话，我也是在接受这方面工作后经反复思索才逐渐加深了对儒学的认识，我在一些讲话中循序渐进地强调了三点想法。

　　第一点是强调孔子一些最基本的贡献。

　　无论对孔子如何评价，我认为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和影响是不能回避的。出生在2500多年前，活了70多岁的孔子，当时就是博学多能的重要人物。他一生办了三桩足堪称道的事。一是创立了以“仁”为中心、有着深刻内涵和广泛外延、颇具人本主义色彩的儒家学派；二是整理编录古代典籍，集他那个时代之前中国夏、商、周三代文化之大成；三是创办私学，突破了在此之前“学在王官”的状况，扩大了知识传授，号称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我以为，这三桩事都是具有开创性的。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进程看，应当说孔子在春秋时代上下各2500多年之间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孔子作为大学问家闻名于当时。许多诸侯国的当政者，遇到重大问题，往往要请教于孔子。激烈反对孔子的墨子(稍后于孔)，也说他“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我们称孔子为杰出思想家、伟大教育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当不过分。

　　尽管孔子在世时并不得意，甚至曾厄于陈蔡，饿了肚子，而他在死后却大大尊荣起来，封王、称师、号圣。由汉唐到明清，中国的封建皇帝，无论是汉族或少数民族，都尊崇孔子，利用孔子；封建社会的良相能臣，乃至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都要从孔子那里吸取治世学问，寻找精神支柱和思想营养。这说明，孔子确立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派，留下了重要的思想资料。当然，孔子的学说，有正确的，也有谬误的；它对后世的影响，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后代对孔子的利用，有时起了进步的作用，有时起了阻碍的作用。不过，把这一切总起来看，不能不承认他对中国历史发展特别是思想文化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还应当把孔子放在世界思想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上来观察。古希腊师承相传的三位先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号称欧洲文明鼻祖。孔子与之相比，不但毫不逊色，而且独具光彩。孔子的出生，更早于苏格拉底80多年，早于柏拉图120多年，早于亚里士多德160多年。东汉之后，孔学东传朝鲜、日本，南渐越南等国，长期成为这些国家的“国学”。17世纪以后，经利玛窦等传教士介绍，孔子和儒家学说又传播到西方，得到法国学者霍尔巴赫、狄德罗和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的称赞，对欧洲思想启蒙运动起了促进作用。孔子，与中国古代文明、东方思想文化体系联系在一起，是公认的世界古代思想文化巨人。孔子和孔子之学，是世界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单元。 

　　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开拓理论、学术、历史研究的新局面的大形势下，对孔子、儒学无疑应当正面直对，认真地加以研究。如果对之采取回避态度，中国的历史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就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说得清楚。上述这些是我对孔子的第一点看法。

　　第二点是，要科学地广泛深入地研究孔子。 

　　在中国历史上，尊孔是主流,但也有反孔的现象、反孔的历史时期存在。无论是尊孔或反孔，都有个共同的缺陷，即搞的是一点论，而不是两分法。我们现实的研究，不应当再步入“尊”和“反”的误区，要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立足于孔子思想与活动的实际，把孔子作为科学探讨的对象进行深入研究。 

　　研究孔子，当然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孔子的学说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孔子是他们的代言人和学术代表。但是，如果因此就全盘加以否定，未免简单化、绝对化。照这样的思维逻辑，很可能流于民族虚无主义。

　　研究孔子，还应当注重孔子本人的思想和实践同后世加在孔子身上的东西这两者的区别和联系。汉代五经博士塑造的孔子，宋明理学阐发的孔子，康有为笔下的孔子，乃至普通百姓心目中的孔子，与本来的孔子是不同的，甚至相去甚远。中国人解释的孔子与外国人解释的孔子，更是很不一样。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用孔子的某些学说宣扬他们的教义；法国百科全书派认为孔子的某些学说近于唯物论和无神论；德国的古典哲学家却从孔子那里看到了辩证法。对于中外各种解释孔子者，应当加以系统研究，但不能把他们的解释当成本来的孔子。

　　因为孔子之学是个广博、复杂、良莠并存的休系，后来对孔子的解释、演绎又是五花八门，所以，研究孔子应当多层次展开。我对孔子基金会的学术研究活动，多次提出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一是孔子本人的思想和社会实践；二是孔子创立的儒学及其后世的演变；三是以儒家学派为骨干的中国传统文化；四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辐射源的东方文化；五是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当然，在研究中要注意这五个方面的相互联系，而不能割裂地孤立研究。

　　当代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我们研究孔子，应当坚持和提倡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同时，也要尊重他人用其他的观点和方法获得的有科学价值的成果，贯彻“双百”方针，欢迎不同学术观点的讨论，繁荣有关孔子的学术研究。无论在国内或在国外，这样做都很重要。这也是面向实际的科学态度。

　　第三点是研究孔子，要古为今用。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批判地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批判地吸收国外先进的思想文化，以创造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宗旨。批判地继承我国的传统文化，孔子的学说是当然的重要对象。研究2000多年前的孔子，是为了用以服务现实，我们毫不讳言这个功利主义的目的。一向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用的孔子学说，其中有许多东西仍然可以为中国的工人阶级政党所利用，我们应当敢于公开申明这个观点。

　　孔子学说中可为今用的部分，我以为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可以直取而用之的。比如孔子关于教育、学习的许多论述，至今仍很有光彩，可直接拿来为我所用。比如《论语》讲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不就是正确的治学之道、交友之道、个人修养之道吗?第二是可以剖取而用之的。孔子的政治思想，总体来说,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统治的长治久安服务的，但其中某些具体部分却具有某些普遍合理性，比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些“爱民、安民、养民、富民”的思想，则可以像马克思、恩格斯对待黑格尔学说那样，将其原来的意义加以扬弃，剖取出合理的部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借鉴运用。第三是可以借取而用之的。孔子有许多关于道德修养的主张，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还有“吾日三省吾身”，“君子求诸己”，“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等等。这些命题，当然都有孔子的阶级烙印，是从属于孔子的政治主张的。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我们可以借为改造使用之。当然，讲可以批判继承孔子的思想学说，运用于今日，并非全面肯定和接受他的整个思想休系，而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南，按照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加以改造继承，用以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 

　　以上是就思想文化来说的。除此之外，孔子的历史遗迹，是中国的重要人文旅游资源。仅1993年,曲阜就接纳游客110万人次，收入6.26亿元。从改革开放至1993年总计15年来，曲阜由旅游业获得的效益超过42亿元。以“三孔”为主的旅游业成为当地重要经济支柱，并带动有关行业的发展。当年，孔子曾周游列国，现今山东、河南、湖北三省，可以借孔子作发展旅游文章的地方，除曲阜之外，还有许多处，应当都有计划、有步骤搞起来。办孔子遗迹的旅游业，宜将经济与文化紧密相结合，赋予增长知识、启迪思想的内容，注重高格调。

实践还说明，抓紧抓好科学地研究孔子这个课题，对于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加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做好海外华侨和华裔的工作，增进与各国人民的友谊合作，有着重要的作用。1991年10月在曲阜举行海峡两岸孔子研究学者对话会，台湾有8所大学、两家重要杂志的著名学者前来。这是大陆与台湾隔绝40多年之后两岸学者第一次面对面交流科研成果。陈立夫先生虽因各种原因未能应邀来访，但亲笔回了信，对我们“宏(弘)扬圣教，不遗余力”表示钦佩。1988年，宫达非、马仪、朱青同志率孔子基金会代表团出访欧洲，与对孔子、汉学有很大兴趣和一定造诣的希腊船王乐济世先生建立了联系。他除赞助10万美元的研究孔子基金外，还捐款1000万美元支持中国农村的经济建设(此款交农业部掌握使用)。1988年秋，在中韩尚未建交的条件下，孔子基金会的几位专家应邀访问汉城，得到当时韩国总统的接见。可见办好有关孔子的事情，能够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和增进国际交往贡献力量。所以，经中央批准，1994年10月，在北京举行纪念孔子诞生2545周年的活动，并借这个国际性学术会议，成立国际儒学联合会，由我任会长，后由叶选平同志接了我的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