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初，经李富春同志提议，毛主席、周总理批准，指定余秋里同志和我协助国务院领导同志抓经济工作。我分管国家经委、建委、化工、铁路、交通、邮电等八个部委。总理对秋里同志和我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红卫兵大串连高潮开始后，为减轻铁路压力、保证生产物资的运输，总理要我组织力量编制铁路运输计划明细表，一再嘱咐：“无论如何不能让生产受到影响。”他还让我起草了不得干扰铁路、航运秩序的通知。
总理为国为民，赤诚苦心。但是，形势发展却很难掌握。7月以前，虽然“文革”已经发动，但主要还是乱在学校和一些文教单位，经济战线还比较稳定，上半年工业生产持续增长，农业的夏收夏种情况也好。八届十一中全会开过，动乱迅速波及全国。特别是10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批判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工矿企业受的冲击愈演愈烈。上千万学生全国“大串连”，搞乱了铁路运输秩序。中央文革那一伙人蓄意把火引向整个工交系统，煽动学生下厂矿串连，许多经济部门和工矿企业的负责干部被“炮轰”揪斗，冲乱了生产指挥。有些地区的工人擅离生产岗位，强行登车上访，交通状况发生严重混乱。武钢、马钢等大企业库存的原料、燃料急剧减少，生产岌岌可危。10月上旬，我向总理报告了铁路运输的困难，学生大串连压力太大。总理说，可以搞三个方案，把困难和办法都写出来，由我报中央常委讨论决定。总理还说：“我很担心铁路停断和阻塞。铁路是国民经济大动脉，一旦停断，整个国民经济就瘫痪了。”11月初，上海发生了震动全国的王洪文等聚众卧轨、阻断了沪宁交通的“安亭事件”。去处理此事的，也就是此事的后台张春桥，又给“安亭事件”戴上“革命行动”的桂冠。我们这些人，早已挨了大字报的“炮轰”，背上沉重的“十字架”，在国民经济正常运转濒临停断的险局中，协助周总理处理着一个个令人担忧焦虑的难题。
为了防止工交形势的继续恶化，我向国务院建议：在即将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先务几天“虚”，讨论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到底怎么搞法。富春同志表示赞同。周总理指示，分成两摊，要余秋里同志抓计划会议，要我组织研究如何抓革命促生产。我刚着手组织班子起草文件，陈伯达就送来了他们搞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十二条指示（草案）》（以下简称《工厂十二条》）。其内容是要煽动和诱惑工人闹事，显然意在搞乱工矿企业的正常秩序。于是，我向总理提议，请地方和国务院工交部门的一些负责干部开个工交座谈会，专门讨论工交系统的“文革”问题，得到批准。
会议于11月16日在北京召开。到会的有六个大区、京、津、沪、沈、哈、汉、穗七个工业城市和国家计委、冶金、铁道、水电、一机、化工等部门的领导同志。我传达了总理、富春同志的指示，宣布了议题。与会同志在讨论中，纷纷反映工交系统日益严重的混乱状况：生产有停顿趋势，基建大受影响，科研尖端和协作项目基本停止。大家认为，“文化大革命”如果在工交系统一下子全面铺开，后果难以预料。特别对中央文革搞的那一套，大家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有的同志说，“文革”是“革命热情”加“儿童游戏”，“孙子斗爷爷”。有的同志说，学生下工厂是向工人学习还是煽动工人闹事，这是问题的要害。有的同志说，党政工团加民兵，还有职工代表会，工厂里的组织不少了，还成立什么群众组织！更不能搞什么全市工人联合造反组织。有的同志说，把积极搞生产的干部和工人说成“保皇派”，太岂有此理了。
二十年前老行伍，
五十五岁重当兵；
不是刚愎呈豪壮，
再学再练心更红。
1970.6.15 谷牧作
12月4日，中央政治局在怀仁堂开会，听取工交座谈会的汇报，讨论《工交十五条》。到会的领导同志比较全，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也参加了，当然也少不了中央文革那一伙。会议由林彪主持，开了三个半天。林彪参加并主持讨论政府工作的会议，这一次可能是最长的。我在总理的支持下，事先认真准备了汇报提纲。我当时想的是搞生产、搞经济建设没有错，不管怎么样，也要本着对党和人民负责的精神，报真情，说真话，把工交座谈会上反映的情况和提出的建议反映上去。我针对当时林彪、江青一伙诬蔑工交系统同样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的谬论，就工交战线工作进行了阐述：第一，工交战线基本上执行了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不存在“黑线”问题；第二，工交战线的干部和职工队伍基本是个好队伍，没有领导权不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的问题；第三，工业生产的连续性和协作性要求生产不能中断。我说，这三点决定了工交企业的“文化大革命”不同于文化教育系统，也不同于党政领导机关，必须分期分批，坚持八小时生产，业余闹革命。企业党组织的工作不能停止。我特别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各级政府中搞生产建设的班子，从上到下建立健全生产指挥系统；对工交企业里在运动中犯“错误”的干部，要按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办事，不能全部罢官。
汇报完后，强烈的“大批判炮火”立即向我压来。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首先开炮，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他说：“按照你说的三个特点，工交系统就可以不搞文化大革命了，完全是走资派的论调。”“你的汇报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搞文化大革命。”王力还指名攻击了陶铸同志，说他“仍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工厂的文化大革命，这个汇报提纲受了他影响，试问北京哪个工厂党委能够统一领导？统一领导就是镇压革命。”
康生接着说：“资本主义要复辟，工矿企业这一环问题很大。一个国家的变修，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基础，还不在于文教部门。”他从国内到国外乱扯了一通，说“从挖资本主义根子来看，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更为重要。现在的工厂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工厂，存在的问题不一定比文教系统少，如果不好好闹一闹，变修了，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江青泼妇骂街般地诬蔑我们“毫无阶级感情，给工人戴几百斤重的石头，完全是反革命。”张春桥指着我说：“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派的情绪。”陈伯达气势汹汹地质问：“这个汇报提纲，为什么不同我们商量，要搞突然袭击？”这时总理严肃地说：“这个提纲是我让他们开夜车赶写的，来不及分送。”
谢富治对工交座谈会也横加攻击。他的这副腔调并不使我感到意外。早在10月份，我在一次会上碰到他时，向他讲了些工交系统出现的混乱情况，原想争取这位新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的支持，不料他拿中央文革小组那一套话应付了我一番。我就明白他已投靠林、江一伙了。还有个上海的马天水，此人也参加了工交座谈会，起初他和我们的看法、意见大体还是一致的。见我一遭“批判”，他就看风转舵，马上站到江青、张春桥那边。此人后来成了十年“文革”中响当当的“革命干部”。
12月6日，林彪总结讲话，用他的独特语言，猛“批”工交座谈会，彻底否定《工交十五条》。他说：“工交座谈会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不对头，要来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汇报提纲’里那三个特点的头两点要彻底打破。如果不打破那个东西就无所谓工交战线上的文化大革命，必须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把这个革命席卷全国，让它席卷每个领域，渗透于每个领域，有意识地把它扩大起来，深入起来，坚持下去。”他还说：“干部是关键问题，这次运动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次批判干部的运动。干部当权这么多年，光讲光荣，成绩伟大，不许人家讲缺点，非蜕化变质不可。这一回，硬是要发动群众大批判一下！要让资产阶级当权派和无产阶级当权派都睡不着觉。”就这样，我挨了他们三个半天的批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