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了海口、琼海、万宁、三亚、通什、琼中、儋县和兴隆农场、热带作物研究院，同干部深入交谈，了解情况。后又在行政区直属机关的干部大会上作了报告。我说，中央1983年11号文件下达以后，海南做了大量工作，面貌有相当显著的改变，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迈出了相当大的一步。不能因为“倒卖汽车事件”就认为这两年海南一无是处。“倒卖汽车事件”确实是对外开放以来发生的数额最大、牵涉面最广的经济违纪案件，危害很大。但在认真清查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总结经验教训。不能就“倒卖汽车事件”讲“倒卖汽车事件”，要联系工作实际、思想实际，包括这几年发展工农业生产、外引内联等方面的具体事例，认真总结，看哪些事做对了，哪些事做错了，对在哪里，错在哪里。
　  我反复传达中央指示，强调中央11号文件不会变。我说，我没有听到任何要取消这个文件的信息，从中央到广东省，都在研究如何帮助你们渡过难关。对我们海南的同志来说，要大大振作精神，鼓足克服困难的勇气，在切实抓好“倒卖汽车事件”善后及（台风的）救灾工作的基础上，迅速把工作重点转到抓经济、抓生产、抓“两个文明”建设上来。
　  1984年，海南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盲目攀比全国其他地区，搞了一些当时在当地不具备发展条件的项目，例如引进了26条电视机组装线，有许多项目也未充分考虑立足于当地资源优势。吴庆瑞博士7月考察后就向我提出：“家用电器组装工业，对海南来说能否把握住机会，很难加以预测。”鉴于这类情况，我强调海南岛的开发建设，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立足于开发利用本岛资源优势，首先瞄准热带经济作物、水产养殖和畜牧业，做好发展大农业的文章。在此基础上，相应建立以加工本岛农副产品和开发本岛矿产资源为主的工业，面向出口和供应全国，开发独具特色的产品。与此同时，积极发展旅游业。与我同行的国家计委的同志把我讲的这些比喻为“先请‘神农氏’，后请‘爱迪生’”。
　  1987年初，我们为此多次交换意见，都认为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要理顺领导体制。海南当时是广东省管辖的一个比地区高半格的行政区，里头又有地、市一级的自治州，层次多，管理权限小。二是，要加大开放力度，以便进一步开展对外经贸活动，更好地吸收利用外资。三是，要增强智力，大陆上要输送一批人才进去。正在这个当口，港澳工委传来消息：香港的几位华商巨子提出建议：将海南岛划为特别行政区，采用自由港的办法，由香港企业家开发海南。
　  我们考虑，这个办法近似“租让”，国内各方面难以接受，不可行，经过同有关方面研究讨论之后，形成这样一个思路：原海南行政区，包括所辖南海诸岛，从广东划出来，建立海南省；撤销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建立一些民族自治县；省级之下不设地区级派出机构，直辖各市、县；把海南全岛（不包括南海诸岛）办成经济特区；海南特区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体制，可以比已有的四个经济特区更放开一些。对这个思路，小平同志表示赞成，要我抓紧组织实施。由于它涉及国家立法和民族自治区域的变动，我特意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领导同志和国家民委的负责干部商得了共识。
  组织实施是分两条线进行的，一是建省，一是办特区。海南建省不是新问题。孙中山先生就有过这一主张。新中国建立后，有些同志也曾提出这样的建议，但越南战争时期，海南长期处于抗美援越的前哨，很难把这件事摆上日程。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孙中山先生的主张终于可以实现了。建省的工作，包括组建筹备班子，选拔省级领导干部等，是以其他领导同志为主抓的。我受中央委托，研究提出举办海南经济特区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