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实行对外开放，从而加快了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国际社会中，包括若干对我国很友好的人士，似乎有个看法，认为毛主席忽视国内建设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时下国内也有些人，主要是青年人，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间，我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基本是个空白。这类看法，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因而也就无助于总结历史经验。的确，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间，我们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松散。但是，这主要不能归因于我国，更不是中央决策的失误，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的封锁。邓小平同志说得好：“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
  　关于新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毛主席有明确的基本构想。他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上就说过：“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1949年3月，在筹划建国大政方针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说：“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当年6月，毛主席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宣布：“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1956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这篇名著中专门讲了“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主要讲要结合中国实际正确学习苏联经验，同时也提出了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他明确指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才，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习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
  　长期担任新中国总理的周恩来同志，作为经济建设的“前线总指挥”，从实践中更为迫切地感到国内建设联系世界经济的重要性。他说过：“任何一个国家在建设中，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完全闭关自给，总是要互相需求，首先就是贸易的来往，技术的合作。”他认为，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采取闭关自守的排外政策是不可能行得通的，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1972年他曾在一份去东欧考察引进设备的报告上批示：“为何不派人去伦敦、巴黎、波恩、渥太华、东京去研究西欧、美加、日本的机械工业情况，反而求其次？”
  　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新中国成立之初，毛主席赴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后，由周恩来、李富春等同志与苏联具体商谈，从苏联引进建设了156个工业建设项目。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背信毁约时，建成或基本建成149个。这些大项目成为我国工业的骨干，使我国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与此同时，我国还积极开展与民族独立国家的贸易往来，1952年9月，同锡兰（现斯里兰卡）签订了用大米换橡胶的长期贸易协定，就是著名的一宗。还努力同日本等国发展民间贸易，从1952年至1955年，先后同日本签订了三个民间贸易协议，以及1962年签订的廖（廖承志）高（高石奇达之助）协定，就是很有名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