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第十个年头,在形势急剧逆转之下来到了。1976年,是我国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经历巨大悲痛、深切忧虑、坚韧斗争,迎来结束十年大动乱、大浩劫伟大胜利的一年。
从年初到粉碎“四人帮”,我的思想压力之大,工作担子之重,处境之艰难,超过“文革”十年中任何其他岁月。
刚过元旦,噩耗传来,我们的周总理——身系党和国家安危兴废50多年的旷代英豪永别人世。在此天低云暗风雨如晦的关键时刻,承载着人民希望的巨星陨落了!举国哀痛,山河溅泪。我在总理手下工作了20多个春秋,他是我敬佩的领袖、敬仰的恩师、敬爱的尊长,我突然失去心理平衡,很长一段时日悲痛不已……
永别了!我敬佩的领袖、敬仰的恩师,敬爱的尊长。接着,邓小平同志再次遭受无端打击,被停止工作,“反击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我瞻念国事,前途莫测,心中如噎……
“四人帮”再度猖獗肆虐,指使其帮派分子到处冲击、“放火”,翻1975年整顿的案。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工作秩序又被打乱,生产指挥再度失灵,正确的政策和科学的管理重遭废弃,经济生活和各个工作环节几乎又都卡了壳,许多厂矿又一次发生停产半停产情况。特别严峻的还是交通运输。“四人帮”操纵郑州铁路局的坏头头唐岐山,把这个全国铁路运输的大枢纽搅得混乱不堪。该路局范围内大堵塞接连发生,致使十几条铁路线不能正常运转,半个中国受到影响,十多个省、市的煤炭和其他物资供应告急,第一大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市供煤情况尤为紧张。钢铁、化肥、纺织品等关系国计民生产品的产量月月欠账。上一年国民经济初呈复苏的形势,毁于一旦。许多老同志对此十分担忧。当时处于“靠边站”的叶帅,曾把我找到他家去。他打开收音机作掩护,让我讲经济形势混乱的情况。我汇报以后,他说:“问题严重啊!只能尽量减少些损失了。你担子重啊!”作为分管经济工作和生产建设的副总理,我如身处火海,焦急万分。
“文革”期间,我亲历的经济形势大混乱,这是第三次。前两次也感到压力很大,但是,那时有总理、富春、先念等同志遮护,我在“大树底下”办事情,工作有指导、思想有依托。这一次他们有的逝世了,有的“靠边站”了,秋里同志又患病休养,面对头绪万端的经济工作事务,我深感势孤力单之苦。
不但如此,我还是“四人帮”反攻倒算的重点对象。上一年我组织国家计委起草的《工业二十条》和国务院研究室写的《论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胡耀邦同志组织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被诬为“复辟资本主义的三株大毒草”,遭到猛烈的“大批判”。对此,我明确表示《工业二十条》是我搞的,国家计委只有少数同志作为我的助手参加起草。此事完全由我负责,与国家计委党的核心小组没有关系。我还要参与起草工作的同志到“五七”干校去,以便躲避风头。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还要被迫违心地作点“转弯子”的姿态。形势所逼,无可奈何,只得抄些报纸上的套话,在汇报稿上戴个“批邓”的帽子。当时,袁宝华同志见我非常矛盾和痛苦,便劝我说:我们在这个时候说一些违心的话,小平同志听到了也是会理解的!我何尝不知道退一步巩固阵地的道理,先念同志、叶帅也都对我有交代。但在这个时候说违心的话,比“文革”初期被造反派批斗时做检讨还要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