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计委和国务院过关倒没有遇到太多波折,主要因为参加华国锋同志主持的国务院会议的多是纪登奎、陈永贵等抓具体工作的同志。
3月13日晚上,中央政治局会议听我汇报工交战线的“批邓”和生产情况。小平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我是在他领导下抓整顿的,如今却要当面言不由衷地批他领导的整顿,当时的心情莫可名状。我说:“我在‘批邓’上确实抓得很不得力。因为我和小平同志是同一个思想体系,我同他划不清思想界限。”我讲完后张春桥等表态说我避重就轻,揪着我不放。张春桥还大算旧账,说1970年以来对外贸问题有两次大反复,指责我在一次会上骂他,说邓不敢说的话我都敢说,相当尖锐!
因这个汇报稿是经过讨论并得到纪登奎同志批准的,纪登奎在会上为这个汇报稿做了辩解。江青气冲冲地指着纪登奎说:“你看过《画皮》吗?你就是在给他们画那张皮!”
江青的话表达得很清楚,她就是要把我们这些坚持抓生产的领导干部批成妖魔,然后让他们的人取而代之。清初山东淄川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我在少年时代就看过,画皮的故事当然是知道的。香港凤凰影业公司在“文革”前将这个故事拍成了电影,在内部放映过。看了这部电影,我心里也早有一比,谁是披着美女画皮的妖魔?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
江青女士对我颇有责难,问大庆那套美国进口项目是否是我定的点?问我有没有洋奴思想?我严肃地予以否认,引起了一场风波。
5月31日日记中所提到的这场风波的经过是这样的:那天晚上政治局开会听我汇报计划调整工作,我到得比较早,江青来时一见到我就向我挑衅:“你为什么把一套进口的化肥设备放在大庆?你给我拆掉!”我说:“这不是我定的,要拆的话就请政治局作决定!”江青继续泼妇般地吵吵嚷嚷没个完。这时已出任代总理的华国锋同志走进会场,见江青在吵嚷便过来问:“你们吵什么?”当我说明情况后,他严肃地说:“这是毛主席批准的!”这才把江青给堵住了。张春桥却立刻以攻为守地接应江青撤退,他说:“我就反对你们这个办法,动不动拿毛主席来压我们!”
在张春桥眼里,“你们”、“我们”的界限是很清楚的。而我正是被“四人帮”作为他们攻击纠缠的靶子。在那段难撑的时日里,我一方面日夜面对种种令人焦心的经济工作问题,好不容易解决了一个,又不知道还将发生什么棘手难办的事;另一方面还得同反攻倒算的“四人帮”虚与委蛇,招架应付。我痛!我愤恨!也很疲劳。这时我的身体很不好,有的同志同情我的处境,好心劝我也去治病休息一段时间。可是我很清楚,此举万万不可,我只要略露倦怠之意,“四人帮”马上会把他们早已准备好的“革命领导干部”安插到国务院篡夺工交生产经济建设大权。当时已被排斥“靠边站”的李先念同志一再叮嘱我:“无论如何你得支撑住,绝不能让他们把国务院都拿过去。”叶帅对我也有这样的交代,甚至说:抗战时期有些村政府是我们特意安排的“两面”政权,现在到最紧要关头时你也要这样……我下决心咬紧牙关,坚守阵地。他们给我扣“走资派”、“民主派”、“投降派”的帽子,由他们扣去,“大叛徒”、“大特务”的帽子我都戴过了!“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总理的这一教导言犹在耳;总理为之笃实力行的光辉榜样,宛然在目。“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唐·戴叔伦《塞上曲》。”从清明节天安门发生的悼念周总理、支持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人民抗议运动中,我进一步看清了民心的向背,吸取了勇气和力量,增强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