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济特区的世界意义和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作用
中国经济特区经验已经引起了一些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很大兴趣和仿效,对他们的特区建设也有借鉴意义。
2003年,越南决定建立茱莱经济开放区,位于越南中部广南省境内的沿海地区,在首都河内以南860公里处,面积约为1.6万公顷。目前已吸纳国内外企业130家,协议金额达14亿美元,主要集中在旅游和工业领域。越南多处借鉴了中国经济特区经验,集中建设工业区和出口加工区,增加对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支持。目前,越南已有9个经济区,还有一批新的正在酝酿和规划之中。越南经济区所推行的优惠政策与中国基本相似。
2005年,俄罗斯成立了俄罗斯联邦经济特区管理署,学习中国经济特区的经验。目前,俄罗斯已经批准建立了13个各类经济特区。如坐落在莫斯大行政区东北的绿城经济特区,是首批4个技术推广型经济特区之一。和中国一样,俄联邦和地方政府也拨款支持特区基础设施建设。俄罗斯很重视中国经验,但更加注意突出俄罗斯特色,其与中国经济特区的差别也很明显。中国的经济特区属于综合性、全能型;俄罗斯则分为工业生产型、技术推广型、旅游型等,属于专业性、专门型经济特区。在管理机制上,俄罗斯是实行中央直接管理、地方配合管理的双重管理模式。
印度是学习中国经济特区最早的。2000年,工商部就宣布按照“中国模式”建立经济特区。2006年,又通过《经济特区法》。目前,印度兴建的经济特区在数量上数倍于中国,已经达200个。与中国经济特区建设的循序渐进相比,印度可以说是遍地开花,不仅在沿海,而且在内地,“特”的性质不很明显。
以上各国经济特区与中国经济特区的最大不同条件,是中国实行“一国两制”,有港澳台的专门开放对象。因此,那些没有针对性的国家的经济特区,没有取得中国经济特区那样显著的成效,也是自然的。而唯一与中国条件相似的朝鲜,虽然也设立了面对韩国的经济开放加工区,但由于之间政治关系持续紧张,尚难看出发展前途。
进入2008年,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开端,世界蔓延着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国的经济特区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外贸出口和定货急剧减少,工资和原材料价格上涨使产品成本增加,中小企业发展和生存困难,关厂和倒闭日益增多;深圳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暴跌,造成市场资金匮乏。据广东省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的数字,今年1至10月,广东省GDP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4.4个百分点,也比过去30年的平均增幅低3.5个百分点,这是多年来少见的。
而来自内地的竞争,也使特区不特,失去了部分优势。全国已经涌现出了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成渝、长株潭、武汉都市圈等若干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被人们称作“新特区”。而国家应对经济滑坡而采取的拉动内需战略,也将把重点转入内地市场和基础建设,使特区的对外进出口窗口作用客观上降低。
面对挑战,刚刚结束的广东省经济特区工作会议提出了新的思路:一是特区仍需国家的特殊政策,但这种政策与以前中央专门授予特区不同,现阶段的特殊政策则需要特区自己去创,特区要想方设法提出并争取新的功能性政策。二是特区的改革开放必须站在更高的层面——环太平洋西岸的新月形经济带上来谋划未来。这条经济带北起韩国,南接东南亚、印度,聚合了超过10万亿美元的GDP和30亿的人口,未来20—30年是这条经济带的高成长时期。
目前,美国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已经被迫采取了部分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如限制进口、限定钢铁国内采购等等。这虽然暂时能够减缓美国国内困境,但是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教训证明,贸易保护主义势必在全世界范围带来更大的新的恶性循环。
面对这种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东亚国家和地区,需要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和互相支持。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特区,在这方面能够起到重要的纽带和试验作用。比如:
一、在深圳、珠海经济特区与港澳、越南经济特区之间的贸易往来,可以采用更宽松、灵活的互惠政策,形成一个外部延伸的更大“经济特区”。
二、在深圳、珠海经济特区与港澳、越南经济特区之间,可以实行一定的资金调度和投资优先,以应付股市危机和西方金融大鳄等的冲击。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股市的资金支持,已经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最近,中国政协全国委员会承诺在台湾地区需要的情况下,将给予投资方面的协助,也为海峡两岸已经缓和的政治关系,带来了新的经济机遇。
三、在深圳、珠海经济特区与港澳、越南经济特区之间的旅游开发、劳动力流动、高新技术专利转让、文化教育交流等方面,也有着宽广的合作前景。
由此可见,新的国际经济形势,将使中国经济特区面对新的挑战,也将为其发展提供新的巨大机遇。
(原载李思名、黄枝连、冯氏惠、陈东林编辑:《巨龙的苏醒:中国改革开放30年、港澳回归、与东亚发展新范式——第十二届中华经济协作系统国际会议论文集》,澳门大学出版中心,2009年11月版)
[1]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130页。
[2]《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45-646页。
[3]《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30页。
[4]吴庆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回忆周总理同林彪、江青反革命的斗争》,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页。
[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
[6]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273-274页。
[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6页。
[8]广东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的丰富内容和时代意义》(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专论)。
[9]《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10页。
[10]张湛彬:《石破天惊》,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442页。
[11]苏东斌主编:《中国经济特区史略》,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
[12]深圳市统计局公布的2007年深圳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统计快报。
[1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7页。
[1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页。
[1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