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以来，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开始举行各类纪念活动。其中尤为引人关注的是，8月20—21日，在庆祝中国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陪同下到深圳调研，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在理论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他说：“我们站在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起点上，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在这个关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伴随着经济特区的出现，经济特区研究也成为一个时代命题。特区研究离不开特区发展的现实，正是由于经济特区创造的一个个具有开创意义的鲜活案例，才为经济特区研究提供了肥沃的学术土壤。同时，初期以实用功能为主的经济特区研究，也为“摸着石头过河”的特区发展之路解决了诸多难题，找到了前进方向。

　　从点到面：特区研究“扩容”

　　1980年，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新事物进入到中国大陆地区，但要不要设立经济特区的讨论早已展开。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是较早开展特区研究的科研机构。早在1979年，暨南大学的一批学者已开始参与经济特区的理论和决策研究。1982年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成立后，所里的科研人员曾先后参与特区筹办、蛇口模式的调查研究，并于1983年率先在全国开设“特区经济学”课程，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1984年研究所编出版《中国特区经济》一书，成为全国第一本有关特区经济研究的专著。

　　由于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深圳成为中国经济特区中发展最好的一个，经济特区的研究在深圳起步也最早，力量最强。在特区建立第三年后，草创期的深圳大学就设立了特区经济研究所，开展有关特区经济问题的研究，是国内较早开展经济特区研究的高校之一。2001年，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成为了经教育部批准的全国唯一以经济特区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该中心组织编写“经济特区蓝皮书”——《中国经济特区发展报告》，主编《中国经济特区研究》（集刊）、创办“中国经济特区论坛”等，形成了经济特区研究的学科集群，成为了经济特区重大理论和发展政策的重要研究基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机构以及有些地方社科院陆续参与到特区研究的队伍中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世界银行等国外研究机构也对中国经济特区发展予以积极关注。但早期经济特区的研究对象主要指向发展最快、最好的深圳。其中，1989年成立的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是最早展开深圳对策性研究的重点研究机构之一。深圳经济特区毗邻香港，一建立就引起香港学者关注。1985年有关经济特区定位问题的讨论，就是由香港大学陈文鸿的文章《深圳的问题在哪里？》引起的。由于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密切关系，经济特区发展还引起一些从事宏观经济研究专家的关注。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国内又掀起港澳研究热潮，一批高校研究机构纷纷成立，其中包括北京大学港澳研究中心、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港澳研究所等等，有关经济特区研究的学术力量逐渐增强。

　　经济特区以“经济”身份在中国登陆，但其影响远远超出经济范围以外。随着我国经济特区模式和范围的不断扩大，出于现实考虑需要，一些地方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政策研究室也参与到特区研究中来，形成全面开花的局面。一些国外学者有关经济特区的论述也被介绍到中国来，并逐渐“呈现出一种由介绍、评述、政策解释、宏观分析等粗线条研究逐步向注重学理性、基础性和模型化等更深入、更细致研究转变的趋势”。而中国学者也开始具备国际视野，关注国外经济特区发展。据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钟坚教授介绍，今后蓝皮书还计划将世界经济特区发展报告列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