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在深圳、珠海实行特殊经济政策的设想，成为中国创办经济特区的前奏。从五点建议看，已经初具后来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独立进出口、独立使用外汇、利润自留、出入境特殊照顾等特区政策雏形。所缺少的，就是直接引进外资办厂。

　　听了汇报后，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说，有些意见我很赞成，有些要进一步探讨，比如在宝安、珠海两个县搞出口基地，那里的工资问题、工厂摆法问题要研究。汇报总的精神我赞同。邓小平针对引进外资、扩大对外加工说，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帐，那个东西没危险。只要有产品，就不怕还不上钱。

　　1978年11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期，李先念在会见外国客人时表示，可以外商出资金、设备来建工厂，我们用产品偿还，还可以考虑合股经营工厂。12月15日，外贸部部长李强宣布，取消不许外商在中国投资的禁区。这为设立有特殊政策的对外加工区设想，打开了第二道门。[6]

　　1979年1月17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宴请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和周叔弢，即著名的工商界五老。邓小平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7]邓小平还在香港厂商要求到广州开设工厂的《内部情况摘报》上批示：“这件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8]这为广东省创立经济特区打开了第三道门。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4月8日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在中南组发言说：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会上，福建省也提出在厦门建立出口加工区的要求。

　　当天下午，广东省委领导人习仲勋、杨尚昆、王全国又专门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利用外资的大好时机，十分赞同。他说：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9]

　　6月6日和6月9日，中共广东和福建省委分别向中央递交了请示报告。广东省委在《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中专门列出了一个“试办出口特区”的专题，明确提出“在深圳、珠海和汕头市试办出口特区。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办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事业等”。[10]福建省委在其《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速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中也提出了设立厦门出口特区的建议。

　　经过广泛征询和深入研究，中共中央于7月15日批转了两省的报告，形成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文件指出：“关于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汕头、厦门的设置问题”。[11]

　　1979年12月11日，在国务院召开的第一次特区筹建专题汇报会上，“经济特区”的概念首次正式提出。1980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又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41号文件，正式将“出口特区”命名为“经济特区”，并明确提出要积极稳妥地搞好特区建设，并进一步要求将深圳特区建成兼营工业、商业、农牧业、住宅、旅游等项事业的综合性的经济特区。8月21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设置经济特区。会议还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完成了设置特区的立法程序，标志着经济特区的正式诞生。《条例》宣布：为发展对外经济合作，特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327．5平方公里、6．7平方公里、1．67平方公里区域，设置经济特区。从此，新中国真正打开了对外开放的窗口，迈开了走向世界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