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提出，深圳、珠海紧邻港澳，发展出口商品生产，条件十分有利，是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比不上的，对这两个县“有必要实行某些特殊管理办法”：

　　（1）把宝安、珠海两县改为两个省辖市（相当于地级），派得力干部加强领导力量。

　　（2）两个县的商品收购、出口和所需材料及设备的进口，在统一计划安排下，直接同我驻港澳贸易机构联系，不再事事经过上报审批；两地开设供应入境旅客的专门商店，商品供应和销售，视同出口港澳。

　　（3）两个县生产建设所需的原料、材料、燃料和设备，原则上由广东省供应，有困难的可以用银行贷款通过港澳进口解决，建议免征关税，来料加工的手续也要简化。

　　（4）除了归还贷款之外，两个县所收的税收和利润暂不上交，留给当地扩大再生产。

　　（5）对到两地的港澳同胞和外宾只凭港澳居民证和护照，检查从宽，简化手续。

　　（6）恢复1967年被废止的边境小额贸易，给当地渔民分一部分外汇。

　　报告还提出：（1）工厂与订户直接见面；（2）不征收关税；（3）单独结汇；（4）加工收入外汇的一部分留给当地和企业。

　　这份报告很有开拓性见识，第一次提出了在深圳、珠海设立出口加工区，实行特殊经济政策的设想，并呼吁把它作为工作重点来抓。可以说，这是中国创办经济特区的前奏。从六点建议看，已经初具后来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独立进出口、独立使用外汇、利润自留、出入境特殊照顾等特区政策雏形。所缺少的，就是直接引进外资办厂。

　　华国锋听了汇报后，代表中央政治局说，出去考察一下，看来很需要，可以解放思想，看看国外有什么好东西……有些意见我很赞成，有些要进一步探讨，比如在宝安、珠海两个县搞出口基地，那里的工资问题、工厂摆法问题要研究。汇报总的精神我赞同。看准了的东西，就要动手去干，就要抓落实，把它办起来。6月底，他听取了谷牧的欧洲考察报告后，又代表中央说，不抓70年代的东西不行，我们太落后了。净讲形势大好，是大庆式企业了，自满得厉害。他表示赞成外汇地方分成，明年就搞，对出口基地问题要专门研究一次。

　　邓小平针对引进外资、扩大对外加工说，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那个东西没危险。只要有产品，就不怕还不上钱。

　　1978年7月15日，国务院颁布《开展对外加工装备业务试行办法》，要求大力发展加工装备和补偿贸易的做法。根据上海、广东、广西、北京、天津、山东、浙江的不完全统计，到年底，已经与外商签订加工装备和补偿贸易的贸易合同698项。但是，这些尝试还是严格地把握一个界限——订货单、原料和预付资金可以进来，外资和外企不能进来，单独划出一块地以特殊政策与他们合作也不允许。1978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所编写的《“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篡改》还指出：“我们既不允许外国资本家同我们办合资企业，更不允许把领土领海主权租让给外国。”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页。

　　当时的外贸管理体制和规章制度，也不能适应进一步扩大对外加工的需要。中央规定一般加工装配、三年内偿还设备款的项目由省审批，其余补偿贸易、合作生产、合资经营等项目，审批权都在中央。报批手续烦琐，效率很低。如广州市当时引进香港会得丰棉纺织与染整后处理全套设备项目，从1978年8月开始洽谈，10月中央批准，到1979年3月办完银行担保手续，前后将近8个月。外商感到过于缓慢，耽误了商机，说：第一次谈高兴，第二次谈扫兴，第三次就不来了。当时国家正式批准的补偿贸易项目只有三个：澳大利亚自动化养鸡场全套设备，香港有荣公司麻石仔全套设备，香港兴伟海产公司捕虾船、冷藏船，总共不超过1000万美元。王全国:《我亲耳听到邓小平说:杀出一条血路来!》，新华网广东频道，2006年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