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徘徊中前进的两年信访形势及初步治理（1976~1978年）

　　1“文革”结束后的信访高潮

　　“文革”结束后，信访量上升幅度较大，从1977年下半年开始，来信来访数量上升尤为明显，1978年上升的幅度更大，尤以来访增长更快。广大人民群众又纷纷上书，迫切要求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当年即达到13万余件，1977年为18万余件，1978年为51万余件。1978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室联合接待室接待来访人45万人（次），比1977年同期增长202%。刁杰成：《人民信访史略》，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13页。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来信来访数量也同样猛增。山东省委、省革委1978年8月收信14999件，接待来访3144人（次），同1977年8月相比，分别增加500%和400%，赴京上访也增加4400%。同上书，第213~214页。河南安阳地委1977年共受理人民来信来访7989件次，相当于“文革”前的25倍；1978年又上升到27271件次，相当于1977年的34倍。南阳地区信访志办公室编印：《南阳地区信访志》，1988年，第5页。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增长的情况也大体相同。

　　从来信来访数量不断增多和内容变化的情况看，说明群众关心政治，不仅揭发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大量罪行，而且大胆踊跃地向中央提出批评和建议。

　　2第二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

　　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党校几位理论工作者根据常务副校长胡耀邦的意见撰写的《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率先为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做了舆论准备。1978年5月29日，华国锋对北京日报《内部参考》2381期反映的来京上访人员多所出现的问题指示：“建议召集有关部门研究，采取有力措施解决这个问题。”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编印：《全国信访工作会议资料汇编》（内部资料），1989年，第159页。邓小平刚刚恢复工作后，就开始受理与冤假错案有关的申诉信。在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的共同支持下，胡耀邦于1977年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大大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速度。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50页。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1978年9月18日~10月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室在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距离1957年第一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已21年之久。会议的议题是：总结、交流揭批“四人帮”以来的信访工作的情况，讨论群众来信来访中有关落实政策方面的问题。会议讨论了《关于中央各机关接待和处理人民来访分工的暂行规定（草稿）》和《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关于城市私有房产若干问题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两个文件。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编印：《全国信访工作会议资料汇编》（内部资料），1989年，第157~158页。会议分组讨论了国务院办公室提出的当时信访工作中的九个政策性问题，并讨论、印发、交流了中央和有关部门、省市制定的具体政策草稿，涉及遣返遗留、上山下乡、城市私有房产、平反后的工资工龄、成分出身、户口等近十个具有普遍性的政策问题。这些政策文件为大规模平反运动确立了标准和政策依据，对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并解决实际问题发挥了很大作用。

　　会上，胡耀邦针对“两个凡是”，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两个不管”的鲜明观点，即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76页。但是，会议简报将“两个不管”内容删得一字不剩，汪东兴所作的会议讲话，直接面对全体代表宣告“两个不管”的说法不妥。后来，中央组织部的《组工通讯》上发表了胡耀邦的讲话全文，才完全恢复了“两个不管”。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