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核电还是个政治问题

利用核能发电,中国人曾设想了30年。

在工程启动会次日(1985年),邓小平会见了香港中华电力公司董事局主席嘉道理勋爵,称“用这个项目作为我们改革开放的典范”。

据老一代核电专家回忆,发展核电还是个政治问题。

1984年,中国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年度会议,被安排与英法美苏四国同坐第一排。按照惯例,坐前排的都是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国家,而中国内地当时还没有核电站。但主办方表示,“中国有权坐在第一排”,因为中国台湾已有核电站。

时任中国国家和工业部部长蒋兴雄意识到,能不能和平利用核能,在当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是个政治问题。

建核电站争议不断

早在1978年底,邓小平在会见法国外贸部长弗朗索瓦后就宣布,中国将向法国购买两台百万千瓦的核电机组,这成为“大亚湾”的起点。

选址大亚湾后,1980年12月省电力公司与香港中华电力公司联合编写了在广东合营核电站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报告送审后,各方对是否建立合营核电站的争论非常激烈。部分支持者认为,合营基本上是无本生意,如果广东不搞,一旦香港自找出路,发展核电的机会就错过了；反对声音认为,核电事业应该立足国内,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而且向外国银行贷款的事也让很多人想不通。

拍板建设后,1986年4月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泄漏,有关“大亚湾不安全”的流言四起。香港56个社会团体发动了104万港人签名请愿,要求停建、缓建大亚湾核电站。面对反对力量,7月,邓小平通过电报一锤定音:“中央领导对建设大亚湾核电站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

“普核”成公关教科书案例

于是中国老一代核电人展开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普核”运动:广东核电合营公司前往香港尖沙咀办核电展；核电站还和香港旅行社合作,让部分香港民众随旅行团前来参观还未正式开工建设中的“大亚湾”；港英政府的立法、行政部门也自行前往欧美考察核电站……当地媒体对大亚湾的报道开始“转向”,民众观念也逐渐改变,“普核”运动,也成为我国公共关系教科书上著名的案例之一。

如今,大亚湾核电站年发电能力近300亿千瓦时。其中,70%电力输往香港,30%输往南方电网。建设时的贷款也于2008年7月全部还清,连本带息共56.74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