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改革广东先行先试

价格改革如何改,当时的理论界并无现成答案,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全国的价格改革目标最初提出“价格体系改革”,把调价当作改革。广东在执行中发现,由于计划经济“统购统销”,调来调去的主观价格市场始终“不买账”。务实的广东率先放开塘鱼价格,撬动价格“钢板”。从1979年开始,广州率先放开塘鱼价格,进行流通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结果鱼价涨了几倍,一斤要几块钱。群众议论纷纷,甚至还直接告到了国务院。但决策者顶住了压力,继续坚持价格规律。

在深圳,自1980年特区成立以来,随着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全国各地的建设者大量涌入特区。1982年至1983年,特区人口从原来的2万多一下剧增至30多万,但食品供应指标依然只管2万人,蔬菜、肉食供应空前紧张。在实践摸索中,深圳逐步放开肉菜价格,市场经济规律在起作用,有了竞争,起初飞涨的价格自然就降了,而且菜票肉票也逐渐销声匿迹。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从1980年到1985年,广东以放开塘鱼、蔬菜价格为突破口,按照先农副产品后工业产品、先消费品后生产资料的顺序,遵循“调放结合,以放为主,放中有管,分步推进”的方针,在全国率先全面推进价格体制改革。

经过改革,原来空荡荡的商店货架,忽然之间变得琳琅满目,许多原先要凭票证购买的东西开始不用票证也能自由购买了。

物价闯关曾引发抢购潮

广东物价改革的经验为实行全国性的价格改革提供了经验。

然而改革并非一帆风顺。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李慧认为,中国的价格改革是从以“调”为主的改革开始的,这种仅仅是调整价格而非改变价格机制的改革并不能实现价格的结构导向功能。

1984年,我国大幅度地推行价格改革,实行计划价格与浮动价格相结合的“双轨制”。在这前后,经济改革的重心开始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双轨制”对突破计划经济统得过死曾起过很大作用,但时间长了也带来很多“副产品”,特别是容易造成“官倒”等腐败行为,严重影响经济的正常运行。

在那几年间,价格改革导致通货膨胀率飙升,全国各大城市物价上涨引发商品抢购的消息,屡屡占据报端。

1987—1988年是一个经济扩张的阶段,物价指数在前一期经济扩张的拉动下,持续走高,上升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历史高点。1988年,国家出台了“价格闯关”的激进的价格改革方案,决策层对价格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长痛不如短痛”和“一步到位”。但由于当时宏观经济环境相当紧张,价格闯关引发恶性通货膨胀,仅1988年通货膨胀率就达12.1%,经济出现较大波动,商品抢购潮全国风行。当时新华社跑物价的记者陈芸在一篇关于通货膨胀的调查报道中,第一个小标题即是“涨得大家有点受不了”。

为了整顿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央对经济实行全面的“治理整顿”,其措施之严厉堪称改革开放以来之最。

消费成中国经济新动力

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确立。而随着改革逐步进入“深水区”,改革的每一步都要考虑宏观环境、社会承受力以及调控难易等因素,价格改革又展现了它艰难与复杂的一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价格改革确立了航标,价格机制进入“放、调、管相结合”的时代。广东省在全国率先放开粮食销售价格,将价格改革推向新的里程碑,价格改革的重点逐步转向土地等生产要素和第三产业价格。

经过10余年的改革,国家宏观调控、市场价格为主的价格体制和灵活的价格机制逐渐完善。价格市场化的改革,为企业改革形成市场主体、为政府的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市场舞台,更为冲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前提。

消费作为GDP“三驾马车”之一的作用不断显现,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动力。据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2009年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51%左右。

但是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各方的利益和矛盾相互纠结,关系盘根错节,资源价格、能源价格以及包括教育、医疗在内的公共产品价格改革的难度十分大。有评论指出,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强化政府的监管责任,同时让群众具有真正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