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目标上看，江泽民的新安全观寻求共同安全，认为，冷战后，国际安全最大的威胁来自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坚持冷战思维，在构筑国际安全秩序时片面追求自身的“绝对安全”，忽视全世界的普遍安全和别过的相对安全，将自己的安全凌驾于别国和世界的安全之上，或是奉行本国利益至上原则，不考虑他国的合理利益和需求，不顾及国家间的利益平衡，不愿意设身处地考虑对方的利益和想法。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社会愈发成为各主权国家和其他各种行为体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体系，各国的安全既有本国的独立性，又受到国际社会系统的制约，国家间的安全关系已不再是过去那种“零和关系”，国家的外部安全问题不再纯属一国事务或由一国的政策所能解决的。追求自身的绝对安全，把控制和影响他国的权利作为自己的目标，不仅威胁损害他国的安全，而且危害国际社会系统安全，最终也会危及自己的安全。“营造共同安全是防止冲突和战争的可靠前提”（〈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108页）。这些认识，但有自己突出强调的方面，比如，中国强烈呼吁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国与国之间的猜疑与敌视，反对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反对将本国利益凌驾于他国之上；又比如，中国大力提倡讲求国家之间的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以互信互利作为国际合作的基础，以信任取代猜疑，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和谈取代冲突，以互谅互让取代损人利己，以世界或地区普遍安全和共同安全取代集团或联盟安全；再比如，中国强调将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以国际安全为依托。

　　最后，从手段上看，江泽民的新安全观强调以促安全合作。安全合作就是国家通过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的平等合作，扩大共同的利益基础实现地区和全球的安全。安全合作，首先是指合作的模式的广泛性，既包括具有较强约束力的多边安全机制、也包括具有论坛性质的多边安全对话、旨在增进信任的双边安全磋商，还包括具有学术性质的非官方安全对话等。促进经济利益的融合，也是维护安全的有效手段之一。其次是合作参与者的包容性，不仅是指发展模式和观点一致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包括发展模式和观点不一致国家之间的合作。兼容并蓄，增进合作，才有利于共同进步和发展。再次是对话的制度性，各国应建立定期对话机制，通过正式讨论带来长远利益。

　　总之，江泽民的新安全观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在与国际接轨、融入国际社会的大背景中，吸收的国际上流行的综合安全、共同安全、相互安全、合作安全、集体安全等各种安全观的合理因素而形成的，体现了中国建立公正合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本理念和新型国家关系准则，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