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极为关注的一个热门的领域或学科。如何深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程中原的《信史立国：当代中国史研究纵横谈》［1］（以下简称《信史》）给出了很好的答案。 

　　一、要重视理论问题的研究 

　　任何学科、领域的研究，首先要解决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否则这一学科、这一领域的研究无法展开，更无法深入。比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解决了评价毛泽东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指出虽然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但毛泽东的一生功大于过；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晚年个人的一些错误认识不属于毛泽东思想。决议公布后，毛泽东研究的徘徊或者说僵局就被完全打破，关于毛泽东的研究很快上了新的台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也是这样，要首先解决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作者很重视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理论问题，《信史》一书中有很多篇章涉及了国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是什么？就是国史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程中原作了深入的研究，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开创和发展，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主线”。［1］（pp.16～17）看清了主题、主线，主流也就看得清了。程中原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主流是胜利、成绩、经验”，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占第一位的是充分叙述党领导人民进行的奋斗和创造，取得的胜利、成就和经验。同时也应该看到，其间也有错误和挫折，有失败和灾难。作者进一步指出：要做到正确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主题、主线、主流，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正确认识和对待错误和挫折，一个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两个三十年’”。［1］（p.18） 

　　对第一个问题，作者指出，应该从事实出发，采取历史主义的、辩证分析的态度，“如实地看到失策、失误、错误带来的挫折、困难以至造成的灾难”；“具体分析其原因”；“说明发现和纠正错误、克服困难的经过”；“写出怎样接受错误和挫折的教训，从自己所犯错误中学习，变得聪明起来，吸取教训，认识规律，从失败走向成功”。［1］（p.18）这里的分析是中肯、客观的，即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既要看到犯了错误，也要看到改正错误、走向成功。 

　　对第二个问题，作者指出：“两个三十年”是“既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二十多年建设和探索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三十年’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的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也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1］（pp.20～21）这样看问题，也体现出作者实事求是、全面、辩证的精神。 

　　如何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如何看“两个三十年”，都是国史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又都是紧密联系的，作者都高度重视，体现了他对国史研究的深度和前沿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的有些理论问题并非很宏观、很重大，但也是国史研究必须回答和必须解决的，如1975年整顿中断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导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必然的？这不是一个史实考证问题，而是一个理论分析问题，这不是“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宏观理论问题，而是其中的一个具体历史理论问题。作者分析道：因为邓小平和毛泽东在问题的三个层面上存在明显的分歧：“第一，在实践层面上，是肯定‘文化大革命’，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第二，在路线层面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三，在理论层面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不一样。”毛泽东追求一大二公，还有纯，邓小平则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与毛泽东在三个层面上存在明显分歧，因此，邓小平整顿中断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1］（p.233）这样的理论分析是很深入、很见功力的。 

　　历史研究至少有两个层面：现象和本质。现象研究是具体史实的研究，如“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何时开始，过程如何。本质研究是理论研究，如“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有何影响？有何意义？现象研究是浅层次研究，本质研究是深层次研究。历史研究只有从科学的现象研究走向科学的本质研究，才能真正实现研究的科学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本质的研究、理论的研究很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也是这样。作者既注意国史的现象研究，更重视国史的本质研究、理论研究，这是值得提倡的。 

　　此外，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特点、分期、指导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共党史的联系与区别、当代人能不能写当代史等重大史学理论问题，作者都有研究和阐述；国史的研究方法也是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作者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四重证据法；对于怎样从总体上认识和评价历史转折时期等国史若干重大问题，作者也有研究和阐述。这些都体现了作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理论问题研究的关注和研究深度。 

　　二、要敢于研究、回答疑难问题 

　　任何学科、领域的研究总是在不断解决一个又一个的具体问题，特别是在解决疑难问题的过程中发展的。一个学科、一个领域研究中的具体问题会有很多，其中的疑难问题的解决对于学科、领域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疑难问题解决不了，这个学科、领域往往就会停滞不前。一个学者敢不敢“碰”疑难问题，能不能在研究、解决疑难问题上下大力气，走在前头，是衡量一个学者有没有学术担当的重要尺度。而作者是敢“碰”疑难问题的学者，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共党史中的很多疑难问题都不断进行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如怎样评价四五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四五运动是不是党领导下发生的？这是个具体问题，也是个理论问题，是个疑难问题，也是个棘手的问题。作者认为：“当时的党中央政治局没有、也不可能领导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同时应该看到，这场规模空前的、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参与的抗议活动，是党长期教育包括‘文化大革命’正反两方面教育和大风大浪中锻炼的结果；是党的理想信念，党提出的奋斗目标，深得人心的结果；是党的领袖人物周恩来、邓小平得到干部群众拥护爱戴的表现。而一些党的基层组织、许多党员，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可以说，四五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教育与影响下发生的伟大革命运动。在组织上，由于‘四人帮’的极坏作用，当时的党中央不仅没有领导这场抗议运动，反而错误地压制这场抗议运动。但在政治上、思想上，这场抗议运动没有脱离党的领导，广大干部群众是始终遵循党的路线、方针，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四个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民主为目标，来开展运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在思想上、政治上领导了这场抗议运动。”［1］（p.238）这样的论述有一定的合理性。发展四个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民主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说四五运动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是在共产党理论的指导下发生的是可以的，当然，如果强调一下，四五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建设四个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理论指导下发生的，而不是遵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方针发生的，就更全面了。程中原还谈道：四五运动在一定意义上满足了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一种期待：“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1］（p.239）除了从其他方面可以看到四五运动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外，从毛泽东这些话中也可以看到四五运动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这反映了作者研究和论述的深度、深意。 

　　又如，粉碎“四人帮”是否合法？是不是一场政变？是不是军事阴谋？这是个具体问题，作者指出：“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和叶剑英、李先念团结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采取断然措施粉碎‘四人帮’，行动以后又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通报此事，作出决定。是完全合法的。并不是发动了一场政变，而是制止了‘四人帮’图谋发动的政变，粉碎了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1］（p.240）作者得出这样的判断是站得住的。当时，华国锋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做出的一些决定，后来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是完全合法的。反过来，如果“四人帮”把华国锋搞掉，这才是政变，才不合法。 

　　再如，“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的国民经济是否“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个问题表面上看是个疑难问题，但严格说不能算个疑难问题，查一查当时的数据就可以解决，但确实是个棘手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崩溃”，原本是否定这段历史一个很好的理由。如果有人说“文化大革命”中经济还在发展，会被说成是为“文化大革命”唱赞歌。作为一个追求学术研究科学性的学者，就不能感情用事；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就应该以史实为根据。作者作了实事求是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评价“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国的国民经济，无疑首先应该指出“文化大革命”对经济建设的破坏，带来了巨大损失：第一，政治动乱冲击和破坏生产建设，造成巨大物质损失；第二，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失去了正常情况下应该取得的成就，拉大了中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第三，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第四，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但同时应该看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建设没有停顿，国民经济还是向前发展的”，并列举了一些数据：1976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66年增长18%；“全国工业总产值，1976年比1966年增长128%”；“全国农业总产值指数1976年为185.5，比1966年增长24.5%”。所以，“1976年的国民经济是有所发展的，并未濒临崩溃边缘”。［1］（pp.242～243）作者的论述是一分为二的、客观的。也许研究、论述这样的问题，会有点“吃力不讨好”，但这样的问题应该搞清楚。这样的研究，这样的学术精神，是值得提倡的。 

　　作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很多疑难、棘手的问题都进行了实事求是、深入地探讨和论述。如中国共产党执政有没有合法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趋向是单一的还是复合的？是否存在两种发展趋向？怎样全面认识1974年10月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指示？是“两年徘徊”还是“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对外开放有哪些举措？这些问题中有的是具体历史问题，有的是理论问题，但都是国史研究中应该实事求是搞清楚的。只有解决这些重大史学理论问题及各种疑难问题，才能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学术创新，促进国史学科体系建设。 

　　［参 引文献］ 

　　程中原：《信史立国：当代中国史研究纵横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