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30日，由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举办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新进展与前沿问题”为主题的第一届当代中国史研究学科前沿论坛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召开。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军事科学院、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及当代中国研究所的5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本次论坛共邀请有关学者撰写学术综述28篇，集中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国史）研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国史理论等领域的新成果和新进展、新时期国史研究热点问题以及国史研究前沿问题展开学术评述，深入探讨了国史研究的发展动态和趋势。

一、2012年度国史研究基本状况

国史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门年轻的历史学科，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逐渐发展起来。近年来，国史研究愈益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12年在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国史研究。

当代中国研究所李正华研究员对2012年度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状况进行了述评，他指出，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取得了积极进展，许多重要问题的研究都有所深入，其中，有关过渡过时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史研究；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基层群众自治等政治制度研究，民主与法制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探讨得较为深入；党政关系、领导体制、行政建制、干部制度、信访制度等问题引起高度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体系以及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等问题成为新的学术热点。中国当代政治史研究呈现三大主要特点：一是围绕“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七千人大会召开50周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等相关主题的研究较多；二是许多选题与现实政治、社会热点问题密切相关，针对性强；三是研究视角多立足于长时段的论述，跨学科研究方法逐渐兴盛。

当代中国研究所郑有贵研究员总结了2012年度中国当代经济史的研究状况，他指出，中国当代经济史的研究成果表现出以下特点：一是从内容上看，关于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及独特发展道路的讨论、经济增长问题的讨论等研究成果颇为集中；二是从时间上看，对计划经济时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研究日益深入；三是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趋势明显，新视野和新视角被不断引入到对中国当代经济史的分析和讨论当中。在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及独特发展道路的研究中，学界对于对经济体制转型本身的回顾和解释仍然是讨论的重点；注重国际视野及中外关系对比是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研究的又一特点；在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研究方法上开始了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探索与突破。除此之外，学术界对“三农”问题、经济思想史、长期经济增长的解释、对外经济关系及对外开放等专题性研究的成果也相当丰富。

当代中国研究所欧阳雪梅研究员对2012年度中国当代文化史研究状况进行了述评，她指出，中共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提炼和阐发，为当代文化史研究提供了一条准确鲜明的主线。意识形态建设、文化思想、文学史、教育史等相对成熟的专题史研究有更加系统和深入的成果面世，电影史、新闻出版史、港澳台文化发展史、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史等也有一定研究成果。这些成果都是当代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但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分支学科的当代文化史不是各分支学科的简单相加，而是对于60多年新中国文化发展的整体性研究，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中国当代文化史研究成果问世，这同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要求不相适应，仍需努力。

当代中国研究所李文研究员在对2012年度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状况述评时指出，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内容进一步丰富，学科形态初露端倪，主要表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关于中国当代史学科理论的讨论日益丰富；二是出现了一批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建设与管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个案研究和借鉴社会学方法的尝试性研究；三是城乡关系问题、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问题已成为中外学者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四是对性别、婚姻与家庭，社会与环境以及人口、民族和宗教等问题的研究日益深入。在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和学科建设方面，社会史史料搜集整理、跨区域研究将成为发展趋势。另外，由于中国当代社会史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研究基础差，空白点多，因此，以开放的心态和做法“开门搞研究”是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务实之举。

当代中国研究所黄庆研究员对2012年度外交史和“一国两制”史研究状况进行了总结，他指出，在对中国领导人外交战略思想研究方面，学界以对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周恩来的民间外交、邓小平新时期外交调整为重点；在中国与大国关系史的研究方面，学界主要围绕中美、中日、中俄关系的发展演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的研究方面，中国与尼泊尔、越南和中亚国家关系的发展成为研究的主要方面；在多边外交史的研究中，主要体现在对多边外交的历史回顾，尤其是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研究。学界对“一国两制”史研究体现出浓厚的纪念史学特色和现实性指向，研究成果体现出多学科、多领域的交汇。学界从理论、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教育和文化等各个角度对“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和思考，但“一国两制”史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研究力量过于分散，专门研究机构不多，对“一国两制”史的概念还缺少普遍认知；二是研究成果分散在多学科、多领域，因此，需要吸收、整合多学科研究成果，从历史层面对“一国两制”史进行深入研究。

当代中国研究所王爱云副研究员探讨了2012年度国史理论研究的状况。她认为，随着国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国史学科理论研究和建设提上重要日程，并不断取得积极进展，主要表现在：一是坚持唯物史观，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的界限。学界集中批判了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否定新中国历史成就的虚无主义思潮，指出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功绩不容抹杀。二是有学者提出了国史理论研究具有“两个层次”，即国史本体论研究和国史认识论与方法论研究；“三个研究方向”，即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新中国历史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包括历史经验）研究、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八个研究领域”，即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的研究，以及国史通史学、史料学、编纂学、史志学、历史地理、历史哲学和史学史研究。三是在构建国史理论学科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从总体上看，国史理论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和创新性，研究广度、深度都有待加强，学科特点也不甚显著，严重滞后于国史研究的整体发展和学科建设的实际需要。

二、新时期国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

随着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将研究领域逐渐转向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从新视角、新方法等方面加强了新时期的国史研究，并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研究热点，透视和分析这些热点问题,对于进一步把握国史研究前沿、深化国史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武国友研究员探讨了新时期历史阶段划分问题。他指出，依循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这一核心主线的演变逻辑，新时期中共党史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和一个过渡阶段，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为过渡阶段；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2年8月中共十二大召开前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至1991年12月为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阶段；1992年1月邓小平“南方谈话”和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至2000年12月为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2001年1月以后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

当代中国研究所张星星研究员着重探讨了把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纳入国史研究视野的问题，并对新世纪新阶段的研究状况进行了述评。他指出，一是要充分肯定新世纪新阶段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全面展现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城乡居民生活和社会保障水平明显提高等成就和经验。二是要客观分析新世纪新阶段以来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中共十七大、十八大报告和历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以及前进中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三是要认真研究新世纪新阶段历史的阶段性特征，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是十多年来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四是要正确认识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与新中国60多年历史、改革开放30多年历史的关系。

人大常委办公厅研究室万其刚研究员探讨了近年来学界关于现行《宪法》的重大特征和《宪法》实施以来的巨大成就。他指出，目前学界将现行《宪法》的特征概括为超越西方自由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调整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探求公平与效率的平衡，重构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厘清政党与政权的关系，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现行《宪法》实施以来，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承担了稳定国家秩序与推进社会主义转型改革的重任，推动了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

当代中国研究所张金才研究员总结了新世纪以来法制建设的研究情况。他指出，新世纪以来，新中国法制建设史研究取得明显进展，主要表现在对新中国法制建设的整体性研究、对新中国前29年法制建设的研究、对新时期法制建设的研究以及对人物法制思想的研究等方面。研究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现有成果多为专业法学研究学者所写，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不多。二是现有著作多是部门法史，将新中国法制建设作为一个整体按照历史发展的逻辑和时序进行研究的还不多见。三是现有著作多是立法史，将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各个环节各方面综合起来进行全面研究的比较少。四是把新中国法制建设放在共和国史的恢宏背景下去考察的还不多见。五是现有成果按照法制建设自身呈现出来的阶段性特征来划分阶段的比较少见。

三、国史研究中的若干前沿问题

在国史研究获得长足进步的同时，国史学界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与争论，为了进一步深化对国史研究一些重点问题的认识，本次会议共有十位学者就国史研究的重点和前沿问题进行了发言。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刘晶芳教授探讨了近年来学界关于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原因。她认为，近年来学界从多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比如从新中国成立后头三年新民主主义建设带来的新变化、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内高层认识上的分歧和矛盾，从国际环境特别是苏联模式的影响，从中共执政后所采取的工业化战略和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从理论层面探讨了毛泽东决定放弃新民主主义、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诸因素。

当代中国研究所刘仓副研究员考察了近年来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研究情况。他认为，中国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建立什么性质的社会的关节点。中国是否存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及其发展方向是什么，过渡时期总路线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关系，如何评价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关系，这些涉及中国走什么路的根本问题都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研究有关，其中每一个问题都存在争议或者争论，甚至是针锋相对的观点，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重点和难点。

当代中国研究所郑珺副编审考察了新世纪以来国史学理论问题研究状况。她认为，新世纪以来国史学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在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研究方法、学科建设等问题上有了新的研究成果，对国史学科研究主线、国史分期等基本问题的研究和认识逐渐明晰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认识渐趋一致。目前国史学理论的研究仍比较薄弱，要进一步加强国史学理论体系以及进一步推动国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进展；不断开拓国史研究的视野，促进研究方法的创新和中外学术交流；要提高国史学研究者的责任意识与学术素养。

当代中国研究所曹守亮副研究员考察了一年来学界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的研究特点：研究更多的是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道路等理论色彩较强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对《历史决议》的评价也出现了不同声音；研究中存在较大分歧反映出国史研究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斗争非常激烈；对《历史决议》的研究更加注重从国史的角度来探讨其历史作用，凸显其对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的价值。

此外，当代中国研究所冷兆松研究员探讨了2001年起“国进民退”争论的兴起与展开、存在的重大分歧以及中央的回应，认为并不存在所谓“国进民退”的问题。助理研究员王蕾考察了入世后国内学界对中国外贸研究的情况，提出了需要深化研究的着眼点。孙丹副研究员梳理了2012年中国当代文化史和文学史的出版、研究现状，考察了学界有关群众文化的研究情况。王巧荣研究员考察了2012年度中美关系研究的现状，认为有关纪念中美上海公报发表40年、中美战略关系、中美经贸关系以及中美关系中存在问题的研究等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和热点。罗燕明研究员考察了香港史和香港的国史研究情况。

与会学者认为，由当代中国研究所历经20年编著完成并经中央批准出版的多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是2012年国史研究最显著的成果，值得每个国史工作者学习和借鉴。尽管国史研究已经取得积极的进展，但作为一门新兴的历史学科，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需要大力推进国史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发展，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也需要进一步拓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