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7年，容闳、黄宽、黄胜在美国传教士布朗的资助下由香港马礼逊学校前往美国留学，开启了中国近代留美教育的历史。此后百余年间，留美教育几经潮起潮落，绵延不断。截至1949年，近代留美生约有1.3万人[1]，数量仅次于留日生。与留日生热衷于政治、革命有所不同，近代留美生多以潜心学习西方科技文化为己任，是近代中国新知识群体的中坚力量。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所迫，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战略，留美教育一度中止。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启动与中美关系的改善，重续中断于50年代初期的留美教育的时机才日渐成熟。1978年年底，首批访问学者启程赴美，标志着新时期留美教育的重启。

　　　一、留美教育恢复的动因

　　一般而言，正常的国家关系是国家间留学生流动的前提和基础。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前，中美关系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留美教育被迫中断，直至两国恢复外交关系才得以继续。可见，国家关系是影响留学教育交流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恢复留学教育交流，是中美两国为实现各自战略利益诉求而做出的共同决定。尽管双方的动机截然不同，但均以积极态度推动中美教育交流，使中国留美教育得以迅速恢复和快速发展。

　　　（一）中国决定恢复派遣留美生的内驱力

　　从根本上说，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恢复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其动力源于适应和满足改革开放新时期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亟须大批掌握现代科技知识的专业人才。然而，“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遭受重创，十年间高校少为国家培养百万计大学生，导致中国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层危机。为此，扩大对外交流、利用国外条件培养一批适应世界科技发展形势的优秀人才成为当务之急。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谈到留学问题时指出：“我赞成增大派遣留学生的数量，派出去主要学习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在这方面多花些钱是值得的。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1］邓小平关于扩大派遣留学生的决策性意见，开启了新时期中国大规模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序幕，引发了中国留学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留学潮。在外汇紧缺、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仍向发达国家派遣大批留学人员，具有划时代意义。东西方隔绝数十年后，国门重开，不仅改变了众多中国学子的命运，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发生的影响最深远的历史性变化之一。

　　具体而言，一方面，大量派遣留学人员出国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在教育领域最先提出并实施的政策之一。派遣人员到国外学习、进修，博采各国之长，吸收世界各国先进文明和科技成就，是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派遣留美生是加快科教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前，中国政府集中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派遣大量留学生。与此同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与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很少交往，东西方教育界缺乏交流，中美之间尤其如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应该说，中国政府做出恢复派遣留美生的决定，积极利用美国的教育资源为中国培养高科技人才，这对于弥补国内现代化建设人才的不足以及尽快提高中国的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美国愿意接纳中国留学生的内驱力

　　作为接收国，美国积极发展对华留学教育有其主观需求。首先，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高新科技的迅猛发展，西方发达国家专业技术人才短缺的现象十分严重。为了缓解人力资源短缺问题，这些国家往往利用自身优势，从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大量争夺人才，为发展本国经济、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服务，形成了留学与社会互动发展的“马太效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逐渐成为全球吸纳留学生最多的国家。通过吸引各国优秀人才赴美留学，美国积累了规模庞大的智力储备库，为本国的科研创新与学术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而这些留学人才学成之后有相当大一部分留在了美国，继续为美国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

　　其次，美国优质且过剩的教育资源需要不断开拓国际市场以提高其利用价值和使用效率。美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大、容量大，其大学和科研机构先进的教学条件、充足的教育经费、顶尖的科研环境，尤其是高水平的研究生教育对于海外留学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此外，美国社会高度的开放性、国际化，特别是对研究领域的多样性开放，也是吸引外国留学生的重要因素。对于美国而言，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块未经开垦的教育市场，大量接收中国留学生是促进美国国际教育发展的良机。

　　再次，若从更深层次上挖掘，不难发现，文化外交传统是美国接纳中国留学生的动力源。历史地看，通过教育向中国渗透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传播美国的民主模式，促使中国向美国所谓的“民主化”、“自由化”方向发展，是美国一以贯之的对华教育交流的终极目的。1906年，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斯在给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备忘录》中指出：“中国正临近一次革命”，“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2］今天，美国人依然认同这一理念。2001年，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2001年美国国际教育周”的致辞中讲道：“我们骄傲地看到，美国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和学者。这些学生和学者用他们的学术能力和文化多样性丰富了我们社会的同时，他们带着对美国深入的了解回到自己的国家，通常一直保持着对美国的热爱。对于美国来说，没有什么财富能比这些在美国接受教育的未来世界领导人更珍贵。”［3］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美国对包括中美教育交流在内的国际教育交流始终给予高度重视。

　　　二、留美教育的发展历程

　　根据中美两国外交关系的变化及留学政策的演变，改革开放以来的留美教育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1978～1988年：恢复与快速发展时期

　　中美两国在正式建交前就达成了互换留学生的共识。1978年7月，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普雷斯博士率美国科技代表团访华，中美双方就互派留学生问题达成初步共识，但并未深入讨论细节。邓小平在美国科技代表团离京返美前会见了普雷斯一行。他指出：“中美两国进行科学技术交流具有重要意义。美国的科学技术，在很多领域比其他国家先进一些，我们愿意吸收你们的技术”，“我们现在需要向发达国家，包括你们学习。你们关于留学生问题的建议是很积极的，我们非常赞成”，“用你们现成的条件，为我们培养更多的科技人才，为什么不干呢。”［1］（pp.339，340）同年10月，以全国科协代主席周培源为团长的中国教育代表团赴美访问。期间，双方达成了11项口头谅解，主要内容包括：双方同意实行一项包括学生、研究生和学者在对方国家进行研究和学习的教育交流计划；双方均可充分利用对方可能提供的任何奖学金；1978～1979学年，中方派出500～700名学生和学者赴美，美方派出60名学生来华；双方鼓励两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学者之间进行直接接触。［4］这是中美正式建交前以民间名义签订的首个关于交换留学生和学者的文件。1979年1月，邓小平在访美期间与美国总统卡特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根据协定，两国间的科学技术合作包括“互派科学家、学者、专家和留学生”［5］，11项口头谅解作为具体协议的一部分被正式确认。1979～1985年间，中美未再签署其他教育交流协议。11项口头谅解成为指导两国开展教育交流的政策依据。1985年7月，中美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教育交流合作议定书》（以下简称《中美教育交流合作议定书》），这是两国间正式签署的第一个教育交流议定书。它确定了中美教育交流的指导原则、合作范畴和主要内容，成为促进留美教育迅速发展的指导性文件。[2]

　　首批赴美留学人员原定于1979年春赴美，但是，为了配合中国驻美大使馆开馆及迎接邓小平访美，中国政府决定将其行期提前。1978年12月26日，52名[3]留学人员和访问学者启程赴美。然而，几十年的封闭使两国间的学术联系一时难以建立起来，中国大规模派遣留学人员的计划遭遇障碍。为了解决派遣渠道不畅的问题，在“突出重点、统筹兼顾、保证质量、开拓渠道、力争多派”留学政策的指导下，两国政府与民间力量开展了多种类型的赴美留学项目。1979年中美建交后，富布赖特项目宣告恢复，并于1980年互派了第一批富布赖特学者。1985年，富布赖特项目被正式纳入《中美教育交流合作议定书》，成为两国最重要的官方教育交流项目之一。与此同时，旅居海外的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吴瑞、丁肇中、陈省身、邹至庄及美国友好人士威廉·多林等人主动承担起牵线搭桥的工作，先后发起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中美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实验物理研究生项目、数学研究生项目、邹至庄经济学留学计划和中美化学研究生项目（CGP）等留学项目。此外，各类中美基金会也资助了一批留学项目，如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经济学、法学和国际关系学教育交流项目，以及包氏基金会资助的包兆龙包玉刚中国留学生奖学金等。这些项目选送了数千名中国学生和学者赴美深造，出国留学工作就此打开局面。华裔科学家推动的留学项目侧重于自然科学领域，美国政府和民间组织推动的留学项目侧重于人文社科领域。前者与当时中国政府“学科安排以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为主”的派出计划相吻合，得到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国内高校的积极配合，并被纳入“国家统一计划”，为国家选拔和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人才，如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兰荪、吴云东就是通过CGP项目赴美留学的。后者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派出计划偏重自然科学的有益补充，促进了中美人文社科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留学渠道的拓展使赴美留学群体迅速壮大。留美教育恢复后，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留学派遣目的国。1978年7月至1980年8月，中国共向44个国家派出留学人员5192名。按派往国别划分，美国1835人、日本614人、联邦德国578人、英国545人、法国314人、加拿大288人，其他38个国家共1018人。［6］留美人员占到了留学人员总数的35.3%。另据美方统计，1979～1986年持J-1签证公派赴美的中国学生和学者人数逐年上升，总数接近3.2万人。[4]198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改进和加强出国留学人员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制定了“按需派遣，保证质量，学用一致”的出国留学工作方针，要求“适当调整公派留学人员去往国家的分布比例”。受此影响，国家公派留美人员比例有所下降。1988年国家公派留学人员中，派往美国的仅占14.8%。不过，由于单位公派留学人员中派往美国的比例仍占44.9%［7］，留美人员占主导地位的情况并未显著改变。与此同时，自费留学兴起。1981年1月，国务院批转《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明确指出“自费出国留学是培养人才的一条途径”，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份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政策性文件，为自费留学活动的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此后几年，尽管自费留学政策处于时松时紧的波动状态，但国人的留学热情从未消退。1981年5月，中方以“中国国外考试协调处”的名义与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达成协议并签署会谈纪要，双方合作自1981年12月举行英语能力考试（TOEFL）和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GRE），为自费赴美留学提供了方便。1984年年底，国务院印发《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打破对申请人员资格的种种限制，对自费留学基本放开，引发了一股自费留学申请热潮。1979～1986年间，持F-1签证自费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与学者人数达到了1.7万人。[5]

　　根据美国最富影响力的非营利性教育与文化交流机构国际教育协会（IIE）历年发布的《门户开放》报告提供的资料，1977～1978学年在美国高等院校注册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仅有9人，到1987～1988学年已达2.5万人。伴随留美生人数的激增，中国留学生占美国国际学生的比例也不断提高，由1979～1980学年的0.3%升至1987～1988学年的7.9%。同时，在美国国际学生生源地排名上，1979～1980学年中国排在50名以后，1980～1981学年名列第27位，1987～1988学年上升至第2位。[6]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留美人员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公派留美人员多于自费留美人员，且公派留美人员以进修人员和研究生为主。二是男性占据主体地位，自费留美人员中女性所占比例高于公派留美人员。1983～1985年间，持J-1签证和F-1签证留美人员中的女性平均比例分别为19.7%和41%。［8］三是出国年龄呈年轻化趋势。公派留美人员在20～29岁年龄段的比例由1979年的21%升至1985年的63%。［8］（p.97）四是学科分布重理轻文，公费、自费留美生在专业选择上略有差别。受国家计划与留学政策影响，公派留学人员中选择攻读物理学、工程、生命科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的比例最大，这与中国政府派遣留学生应当“主要学习自然科学”［1］（p.331）的原则相吻合。自费留学人员集中在工程、人文科学、物理学、商科和计算机科学等专业，这一群体主要依据个人兴趣、市场需求选择专业，学习计算机、商科和人文学科的比例明显高于公派生。五是留学层次以研究生为主，其中1988～1989学年研究生比例高达92.8%。1985～1988年共有1112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在美国获得了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博士学位。［9］

　　（二）1989～1997年：遭遇顿挫与回暖时期

　　“八九”政治风波后，美国对中国实行制裁，干涉中国内政，并借机截留中国公派赴美留学人员。1990年4月，美国总统布什签署第12711号行政令，全部豁免中国公派留学生和交换学者学习期满须回国服务两年的要求。［10］1991年6月，华盛顿州参议员斯莱德·戈顿向美国参议院提交了一份有关中国留学生的议案——《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目的是“在确保中国公民返回中国大陆安全之前，允许其改变在美身份”［11］。同年10月，该法案经布什总统签署成为法律[7]。据美国移民归化局统计，1989～1990学年约有4万至4.3万名中国学生和学者在美国，1990年美国约有7万名中国非法移民。最终，有52722人通过该法案获得了绿卡，其中，留学生和交流学者分别占到40.2%和8.0%。［12］

　　美国政府借机截留和掠夺中国在美留学人才的做法不仅严重影响了中美关系，也使留美教育的发展受挫。以南开大学为例，1986～1990年国家公派留美人员分别为15人、11人、11人、3人、5人，单位公派留美人员分别为51人、33人、27人、26人、15人。[8]不难看出，1989年和1990年公派留美人数明显减少。此外，富布赖特项目受此影响人数锐减。1988～1989学年中方向美国派出的学生、学者共30人，而1989～1990学年仅有11人。为了避免留学生学而不归，派遣对象的主体也由研究生转为访问学者。1990～1995年间，中方共派出富布赖特项目人员129人，其中研究生14人，仅占10.85%。[9]由李政道等人发起物理、生物化学、化学和数学等学科的留学项目均在1989年宣告结束，也与此时中美关系骤然跌入低谷不无关联。相较而言，自费留学所受的影响较小。据统计，1988年自费留美生约4800名，1989年增加到7400名，其中的5000人是6月以后赴美的。［6］（p.852）1990年初，中国政府出台“服务期”和“培养费”等政策，在力图对自费留学实行规范性管理的同时，某种意义上也激发了青年学生申请自费留学的热情和冲动，特别是偿还培养费的规定，使自费留学政策更加灵活，导致自费留学人员激增。

　　针对西方国家利用“八九”政治风波截留和掠夺中国留学人才，造成大批留学人员滞留不归的现象，1992年1月，邓小平发表了“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13］的讲话。同年8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外留学人员有关问题的通知》，确立“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工作方针，使留学工作步入正轨。［14］1996年6月，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出国留学事业向制度化、法制化迈出了重要一步。这些留学政策和措施的出台推动了留美教育缓慢回暖。

　　美国《门户开放》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这一时期中国留美生的人数波动较大。1988～1991年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平均增长率为16.3%。1991～1992、1992～1993学年增速放缓，1993～1994学年首次出现负增长（-1.7%），1994～1995学年负增长急剧拉 

　　大（-11.2%），直到1995～1996学年才重新恢复正增长。对此，有学者分析，“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当时正是国内高校与国外高校合作办学的高潮时期，各种合作项目留下了一部分原打算出国学习的学生；另一方面也可能与中美政治关系对教育交流的影响有关”［3］（p.93）。 

　　在美国国际学生生源地排名上，1988～1989学年中国首次跃居第一，并连续保持了6年之久；1994～1997年间，日本成为留美生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退居第二。[10]

　　与前一阶段相比，这一时期的留美群体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自费留美人员数量激增，逐渐超过公派留美人员；二是女性所占比重有所上升，留美学生的男女比例大致为3∶2；三是留美生所学专业集中在物理与生命科学、工程、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商业等领域。1995～1996学年，选择进入这四个专业领域学习的留美学生分别为24.7%、22.4%、13.6%和11.8%。研究生与本科生在专业选择上有些差异，前者所习专业以物理与生命科学为最多（28.3%），其次是工程（24.9%）、数学与计算机科学（13.1%），学习商业的仅占8.9%；后者所习专业以商业为最多（27.6%），其次为数学与计算机科学（14.8%）、工程（10.4%），学习物理与生命科学的仅占6.0%。

　　（三）1998～2014年：深入发展与繁荣时期

　　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应美国总统克林顿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发表《中美联合声明》，宣布中美两国将“通过增进合作，对付国际上的挑战，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标志着中美关系向前迈出重要一步。声明指出：“中美两国将扩大教育和文化交流。两国元首相信，增加两国人民的交流将有助于发展长期的双边关系。”［15］由此，留美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教育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参见下表），1998年赴美留学人员占到当年出国留学总人数的38.3%，其中，国家公派、单位公派和自费留学三个类别中，留美人员分别占19.4%、32.9%和44.3%。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这一事件虽然对中美关系造成了不利影响，但并未对留美教育产生大的负面作用，官方和民间教育交流渠道依然保持畅通。从下表的统计数据可以算出，2000年，赴美留学人数较1998年增长了53.9%，其中，国家公派、单位公派和自费留美人员分别比1998年增长了7.8%、37.0%和62.4%。尽管赴美留学人数的绝对值有较大幅度增长，2000年留美人员占当年出国留学总人数的比例却下降至26.6%，其中，自费留美人员占全体自费留学人员比例下降了近20%，这与2000年前后中国赴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的自费留学生显著增多有一定关系。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教育年鉴·1999》（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82页、《中国教育年鉴·2001》（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81页、苗丹国：《出国留学六十年——当代中国的出国留学政策与引导在外留学人员回国政策的形成、变革与发展》（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72页、《中美教育交流概况》（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网，http：//www.fmprc.gov.cn/ce/cgny/chn/jysw/jyjl/jyjlgk/，2014年7月20日）的相关数据整理。

　　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直接影响了美国国际教育政策的走向。出于国家安全需要，美国的留学生政策有所调整，主要表现在签证门槛提高，对敏感专业的限制增多，在美留学生和交换学者受到追踪与监视等。严苛的审查与管理制度导致留学申请者的签证周期延长，拒签率上升，对留美教育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据美方统计，2001财年美国向中国发放J-1签证7579个、F-1签证25218个；2002财年发放的J-1和F-1签证为6790个和21784个，分别下降了10.4%和13.6%；2003财年签发J-1签证5460个、F-1签证16169个，较2002财年又分别下降了19.6%和25.8%。此后两年留学签证发放量开始正增长，但直到2006财年美国向中国发放的留学签证数量才首次超过了2001财年。［16］

　　美国《门户开放》报告也反映了这一变化。自1998～1999学年起，中国再度连续三年成为美国国际学生的最大生源地。此后，受“9·11”事件影响，2001～2007年中国留美人数增速放缓，2003～2004学年甚至又出现了负增长（-4.6%），但留美生绝对人数仍保持在6万人以上。经历了短暂低潮后，留美教育于2007年进入繁荣发展期，中国留美人数呈现井喷之势：2007～2008学年突破8万人，2009～2010学年突破12万人，2011～2012学年突破19万人，2013～2014学年突破27万人，留美生人数年增长率均在20%左右，其中2009～2010学年更高达30.1%。与此同时，伴随留美人数的激增，中国留美生占美国国际学生的比例迅速提高，从2007～2008学年的13%增至2013～2014学年的31%。此外，2009～2014年间，中国超越印度，再度成为美国接受海外留学生数量最多的国家。[11]

　　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这一时期的留美群体呈现出以下新特点：一是留学人员特别是自费留学人员数量激增。2003年2月，教育部明确提出取消“高等教育培养费”等政策，宣告了中国自费留学资格审批制度的终结，标志着自费留学政策的彻底放开。同时，为了体现国家对自费留学生的关怀，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于2003年启动实施“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项目，截至2013年共有3914名在外优秀留学人员获奖，其中留美人员1095人，占到28.0%。［17］这些留学新政都促进了自费留美的发展。二是留学层次变化显著，本科和高中层次留学生数量迅速增长。赴美研究生与本科生的差距日益缩小。2013～2014学年，赴美本科生和研究生分别为110550人和115727人，数量相差无几。三是专业分布有所调整，最显著的变化是学习商业和管理的留美生比例大幅度增长。2013～2014学年，留美生人数最多的前五位专业分别是：商业与管理（28%）、工程（19.8%）、数学与计算机科学（11.5%）、物理与生命科学（8.9%）、社会科学（8.1%）。不过，不同留学层次者在专业选择上有较大差异。2009年秋季入学者中，44.5%的本科生选择学习商科，70.5%的学生集中在非科学和工程领域；硕士生中学习商科的比例为36.3%，其次是工程专业（16.9%）；博士生中近九成（87.3%）在科学和工程领域就读，其中学习工程、数学与物理科学、农业与生物科学的人数最多，占留美博士总数的73.4%，仅有3.7%的人学习商科。［18］四是留学类型多元化。攻读非学位项目及选择性实习等类别的留学生人数在中国留美生中所占比例从1997～1998学年的5.2%上升到2013～2014学年的17.5%，反映出职业教育、自我增值及终身学习的教育理念开始深入人心。

　　三、留美教育的发展趋势

　　1978年以来，中国共有146万多名学生和学者赴美留学，其中10.1万人为国家公派留学人员，涵盖了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博士后和访问学者等各个类别。［19］留美教育的发展是中美两国政府与民间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6年以来，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留美热潮，其动力源自中美两方面的因素。

　　美国方面，美国政府自2006年起逐步放宽签证政策，特别是对自费留学大大放宽，赴美读高中的中国学生签证明显变易。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于2008年进一步放松签证政策，并于4月4日起延长理工科学生毕业后的在美实习期，由原来的12个月延长至29个月。2009年，美国一些重点大学加快了到中国吸引优秀生源的步伐，包括哈佛、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在内的常青藤名校首次在中国选拔了200名高中生保送本科。同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发表《中美联合声明》，美方承诺将接受更多中国留学人员赴美学习并为中国留学人员赴美提供签证便利。此后两年，留美签证的通过率均达到了95%以上，整体录取人数每年持续增长30%。2012年2月，美国驻华大使宣布美国政府放宽签证，开始试行免面谈审理政策，这一新政也有助于签证通过率继续提高，帮助更多中国学子圆留学梦。［20］

　　中国方面，一是公派留学规模不断扩大。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自成立以来，采取“个人申请、专家评审、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签约派出、违约赔偿”的国家公派留学人员选拔办法，共选拔16余万人出国留学，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持，为推动中外教育科研交流与合作、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也促进了公派赴美留学教育的发展。为满足建设创新型国家对人才的战略需求，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于2007年启动“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留学国别集中在教育科技发达国家，而以留学美国人数最多。2007年该项目共录取3952人，其中1977人被派往美国，占录取总数的一半。［21］根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年报提供的统计数据，2002～2008年，美国始终是国家公派留学人员派遣人数最多、所占比例最大的留学目的国。公派留美人数由2002年的443人增至2008年的4856人，所占比例由2002年的19.8%增至2008年的37.5%。［17］2013年，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共录取19125人，其中赴美留学人员8518人，占录取总数的44.5%。［19］此外，2010年5月，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建立。在机制框架内，中国政府启动了“公派万名学生赴美攻读博士学位”项目。

　　二是赴美留学层次有所变化。过去，赴美留学生绝大多数是攻读研究生学位的。近年来，中国参加“洋高考”的学生越来越多，本科留美生人数增长迅速。仅在2013年，中国内地赴香港参加SAT考试[12]的考生人数已接近5万人。2006～2007学年之前，中国留美生中80%左右是研究生，本科生所占比例基本低于15%。伴随留美本科生人数骤然增加，本科生所占比例逐年上升，由2006～2007学年的14.7%增长至2013～2014学年的40.3%，同期研究生所占比例则由70.8%降至42.2%。与此同时，在“留学要趁早”舆论的影响下，赴美读高中的留学生人数增长显著。自2009年起，在美就读高中的中国留学生人数直线上升，并在2011年超过韩国成为美国高中留学生第一大来源国。2013年，在美国就读高中的中国留学生已超过3万人，占当年全美高中留学生总数的46%。从学校类型看，近九成留美高中生就读于私立中学，2013年有23793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就读私立高中，而在2006年这一数字仅为65人次。［22］

　　新世纪以来，留学热潮经久不衰。美国凭借优质的教育资源与顶尖的科研环境，及其社会高度的开放性、国际化，始终是中国学子首选的留学目的国，而中国也已成为美国海外留学生的最大来源国之一。

　　新时期以来的留美教育成果丰硕。据统计，1979～2013年在留美回国人员中，有289人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68人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1人担任985高校校长（书记）；489人入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836人入选“青年千人计划”。［16］留美学人的巨大成就与成功吸引着年轻的中国学子逐梦美国。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富裕家庭的增多及赴美留学门槛的降低，“洋插队”成为中国年轻一代追逐的时尚风潮，留美教育也呈现出许多新特点与新趋势。留学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留美生的队伍日益庞大，人员构成日益复杂，留美教育越来越大众化，赴美留学成为许多学生毕业时的常规选择；赴美读大学本科、中学的留学生越来越多，留美教育低龄化趋势显著；留美生在选择学校和专业时更加务实、理性，不再盲目追求名校，专业选择也不再集中于传统的理工科，学习金融、商科和人文艺术学科的学生日渐增多；留学渠道也从最初单一的国家选拔资助，发展为自行申请、校际合作、多方资助的多种选择。总之，留美教育正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 参 引 文献 ］

　　［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31页。

　　［2］《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页。

　　［3］粟高燕：《中美教育交流的推进》，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99页。

　　［4］李滔：《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13～414页。

　　［5］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26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232～237页。

　　［6］国家教育委员会留学生司编：《出国留学工作文件汇编（1978～1991）》，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21页。

　　［7］《中国教育年鉴·1989》，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30页。

　　［8］Leo A.Orleans：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Policies，Issues，and Numbers，Washington，D.C.：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p.88.

　　［9］Science and Engineering Doctorate Awards 1994，http：//www.nsf.gov/statistics/doctorates/.

　　［10］George Bush：Executive Order 12711-Policy Implementation With Respect to National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23556，Apr.11，1990.

　　［11］The Library of Congress，404.S.1216：Chinese Students Protection Act of 1992，http：//thomas.loc.gov/cgi-bin/bdquery/L?d102：./list/bd/d102pl.lst：404%28Public_Laws%29，Oct.9，1992.

　　［12］Madeline Zavodny，Emily Kerr and Pia Orrenius.Labor Market Effects of the 1992 Chinese Students Protection Act，pp.1，24，http：//dev3.cepr.org/meets/wkcn/2/2429/papers/Zavodnyfinal.pdf， Oct.，2010.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

　　［14］《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　党和政府热情关怀在外留学人员　祖国期望他们学成回国建功立业》，《人民日报》1992年8月21日。

　　［15］《中美发表联合声明》，《人民日报》1997年10月31日。

　　［16］Nonimmigrant Visa Issuances by Visa Class and by Nationality：FY1997-2013 NIV Detail Table，http：//travel.state.gov/content/visas/english/law-and-policy/statistics/non-immigrant-visas.html.

　　［17］《2014年“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项目启动实施》，国家留学网，http：//www.csc.edu.cn/Chuguo/0624f4c90d934e9c97fb19cdad551b58.shtml，2014年8月14日。

　　［18］Foreig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NSF 10-324，p.5，http：//www.nsf.gov/statistics/infbrief/nsf10324/，July 2010.

　　［19］杨宇、刘晓蕾：《相知·相识·相交——中美留学35年回顾》，《神州学人》2014年第10期。

　　［20］罗俊：《各国新政频出　竞揽中国生源》，《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2月17日。

　　［21］苗丹国：《出国留学六十年——当代中国的出国留学政策与引导在外留学人员回国政策的形成、变革与发展》，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651～652页。

　　［22］王辉耀、苗绿编著：《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9～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