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研究员所著《中国工业化与中国当代史》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推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论丛”九本中的一本，是作者近20年来从事党的文献、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论文选编。全书内容有四部分：从工业化的视角解读中国当代史、全面认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及其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加强国史研究的学科建设、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近日认真拜读，受益良多，感到这本书比较好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来观察、分析和解释当代中国史，有不少创新之处和精到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颇值得一读，仅举几例说明。
　　关于中国当代史的主线。以往国史学界一般认为主线只有一条，且大多主张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或者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或者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而作者提出，国史的主线至少有三条：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争取早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三条主线中，第一条虽然最重要，但代替不了另外两条。新中国60年的历史说明，三条主线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共同影响和左右着国史的发展。只要认真思考一下就会认识到，这种提法是很有见地的。正如作者在该书后记所说：“通过这些年来的研究，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力图尽快实现中国工业化，是解开新中国历史一系列重大问题最终答案的一把钥匙。这个看法，其实是我学习唯物史观，并把它用于观察当代中国历史的主要收获。”读了此书，确实很有同感。

　　 关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为什么要从新民主主义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对于这个问题，党史和国史学界长期以来存在不同意见。比较权威的一种看法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具备了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客观条件，所以毛泽东及时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者在书中还原了这一重大决策的历史背景，认为毛泽东决定提前开始过渡的根本原因在于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新形势，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朝鲜内部事务，直接威胁到我国安全，促使他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前夕关于先发展一段轻工业和农业，然后再发展重工业的设想，且决定“一五”计划就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而斯大林答应全面援助我们的“一五”计划建设，使这一考虑有了现实的可行性。因此，毛泽东决定提前过渡是为了抓住历史机遇，加快发展经济，而不是因为急于要搞社会主义。他还指出，提前过渡的任务后来之所以提前完成，根本原因也在于此。在迄今为止有关这个问题的各种说法中，我认为他的这种解读是最接近实际的一种，因而也是最有说服力的一种。

　  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新中国60年的历史，如果以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划界，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30年。如何看待两个30年的关系，尤其是如何评价前30年的历史，在学术界、舆论界中存在很大分歧，有的意见甚至尖锐对立。对于这个问题，作者一向主张要客观地看、辩证地看，既不能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也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既不能无视前30年的一系列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存在这些失误、错误而抹煞前30年的主流；既不能无视前30年对后30年的奠基作用，也不能贬低后30年对前30年的超越和发展。他的分析立论公允，论述全面，持之有据，令人信服。

　  在分析两个30年的关系时，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是如何正确看待前30年的失误和错误。对于这个问题，作者提出了四个方法：一是要把失误与成就放到一起看，以分清主次；二是要对失误和错误进行具体分析，不将个别的、局部的失误和错误夸大和引申到对整个事件或整个时期的否定；三是把失误和错误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分析，并分清楚主观和客观原因；四是在分析造成失误和错误的主观原因时，要把急于求成与个人专断加以区别，把个人专断中的思想作风、历史影响与社会制度加以区别。这些观点和方法既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党中央对待历史问题的一贯方针，又与具体问题紧密结合，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为人们认识前30年的失误和错误提供了正确的方法。

　  关于国史分期。在国史分期上，存在着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当代史与现代史、近代史如何分期，二是关于当代史自身各个历史阶段如何分期。关于第一个问题，早在新中国初期，就有学者不赞成教育界把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分界线。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意见一直没有被采纳。因此，当国史研究兴盛之时，人们为了回避有关现代史的既有定义，给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起名为当代史。本书作者认为，根据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或某个国家历史时代的划分，主要应当根据其社会形态的变化。当初把1919年作为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水岭，目的在于用五四运动区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这实际上是对革命史阶段的划分，不应该成为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期标志毛现在新中国已经有了60年的历史，如果再把1919年作为现代史的开端，而把国史、当代史专业放人其中，不仅有悖于历史分期的统一标准，给国史、当代史的学科发展造成困难；而且，也会在客观上贬低新中国成立的划时代意义。因此，他主张，广义上的国史就是中国当代史，而中国当代史就是中国现代史。

　  关于第二个问题，作者认为，给国史不同时期断限，是同一社会形态历史的分期，为了更突出国史的特点，最好从经济社会发展道路或目标模式的角度来划分不同时期。按照这个思路，他将迄今为止的60年划分为五个时期，即学习苏联的时期、探索自己道路的时期、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时期、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期、转变发展方式的时期。但他同时指出，由于国史是一个仍然在不断向前延伸的历史，因此，即使再接近内在规律的分期方法也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再过若干年，肯定会有新的分期方法。他的这些观点既新颖，也很严谨，同时也反映出了很强的政治敏锐性和判断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各种思潮纷纷涌入，使人们对国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出现了多种声音，产生了某些认识上的混乱。特别是国内外敌对势力，为了反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无不在国史问题上大做文章，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混乱。另外，中国的高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使得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关注中国，并希望通过了解当代中国历史来认识中国。这一切都使掌握正确认识当代中国历史的方法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正是我推荐本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