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与中国当代史》读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论丛》是一套值得关注和重视的国史著作。该论丛是近年来国史研究的成果荟萃，作者均系长期从事国史研究的名家学者。这套书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近代史、党史、党的文献学专家金冲及为主任的编委会所编，内容包括沙健孙著《毛泽东与新中国建设》、金春明著《大变动年代的探索》、梁柱著《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朱佳木著《中国工业化与中国当代史》、张启华著《总结历史，开辟未来》、李捷著《国史静思录》、程中原著《中国的成功之路》、田居俭著《当代人与当代史探研》、董志凯著《共和国经济风云回眸》等九卷。该论丛既是向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献礼之作，也是对国史研究成绩的一个检阅。

　　品读这部论丛，笔者真切地感受到作者们都是用心写史的。首先，论丛站在人民的立场，满腔热情地写史，讴歌祖国的伟大进步。其次，论丛体现了历史学家对历史的严肃负责态度。朱佳木所著《中国工业化与中国当代史》是其中一个代表，该书的亮点之一是它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

　　众所周知，国史最好写又最难写。说它好写，因为它离我们最近，许多事亲历其间，谁都可以讲几句国史，谁都可以发几句议论；说它难写，因为沉淀不够，许多事的历史影响尚未完全显现，难以把握其本质与作用，因而不便于论断。尤其难的是，国史是当代史，而作者又是当代人。当代史上的每件大事，可以说都对作者的命运产生过影响，作者对历史事件的评判，很难超脱自身利益与立场的局限。近些年来，若干现代史、国史著述出现史料不确、论点偏颇、倾向不正的现象，与作者所站立场是不无关系的。立场不当，不可能科学治史。正如陈奎元同志在该论丛总序中所指出的：“如何对待中共的历史，如何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最严肃的科学事业，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人民的命运。研究国史要求政治思想性强，要讲政治、讲正气，要秉持古来史学家优良的道德操守。有关国史的著述一字千金，决不允许凭个人好恶臧否革命领袖和其他先烈。‘举之则使升天，按之则使入地’，轻薄为文、信口雌黄，不但是对先人的不敬，也是对中国人民的捉弄。”（第2页）

　　鉴于有的人从历史唯心主义立场出发，丑化共产党的历史，妖魔化党的领袖人物，诋毁社会主义道路，销蚀人民大众的共产主义信念，造成诸多消极影响的现象，该书创造性地提出：历史尤其是国史除了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咨政育人等功能外，还有一个“护国”的功能（第344页）。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这已为大量史实所证明。否定别人的历史可以达到否定别人的效果，那么否定自己的历史呢？同样会酿出否定自己的苦酒。苏联由“乱史”、“亡史”最终走向亡党亡国的历史提供了最新的证明。“历史虚无主义必然导致民族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必然导致国家分裂衰亡。”（第398页）史学工作者切不可忽视这一功能。我们务必认识到“对历史特别是对国家史的解释，从来都是一个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政权稳固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第361页）因此，一个正直的历史学家，应当有这种自觉。该书作者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对国史的一些重大问题予以科学的阐释，诸如中国的工业化道路、计划经济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对毛泽东的评价、两个“三十年”的联系与统一、改革开放的核心经验、中国近现代历史断限问题上的“理论陷阱”等，对这些问题作者提出了若干独到的见解，给人以启迪。

　　具有较强的历史文献性是该书的另一个亮点。这与作者的独特身份与经历有关。作者从1975年起即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理论组工作，尔后又历任胡乔木、陈云同志的秘书，在领导人身边亲历了改革开放最初的近十年时间，耳闻目睹了许多重大决策的形成过程。因此，作者所写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中国当代史上的伟大转折”、“邓小平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胡乔木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等篇章，披露了若干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与内幕细节，勾画出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与逻辑。读罢这些篇章，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两个凡是”的方针是怎样被否定的，“阶级斗争为纲”是怎样被停止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是怎样酝酿、提出、形成共识的，一些冤假错案是怎样平反的，知识分子的待遇是怎样改善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怎样制定的，江青反党集团主犯为何没有判处极刑，等等。可以看到邓小平、陈云等领袖人物在历史关头推进历史的重大作用，看到胡乔木等理论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作用。

　　用心写史，读史见心，就是写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信史，把正确的历史知识和科学理论交给读者，团结和鼓励全国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努力践行科学发展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网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