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当代中国研究所编纂、当代中国出版社隆重推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49年卷至1955年卷)》，一经问世好评如潮，史学界高度评价：“它的问世，是人民共和国的一座史碑，是新中国史坛的一件盛事。”为此《思想者》就“国史研究：当代人如何写当代史”这一话题，采访了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朱佳木。

　　什么是国史，什么是国史研究

　　《思想者》：据我们所知，当代中国研究所是负责编纂和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机构，最近隆重推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49年卷至1955年卷)》，就是由这个机构编纂的。今年欣逢新中国成立60周年，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国史，什么是国史研究？

　　朱佳木：这里所说的国史，专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就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300万平方公里管辖海域范围内，社会及社会与自然界相互关系的历史。它是中国历史的自然延伸，是正在行进并且不断向前发展着的中国断代史，是中国历史的现代部分或当代部分，即中国现代史或中国当代史。

　　至于国史研究，情况与国史稍有不同，有多种层次的定义。从一般意义说，国史研究是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它不仅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教育、文化、外交、军事等领域的历史，也包括人类活动造成的生态灾害史，或气候异常、地震、泥石流等给人类造成的自然灾害史；不仅有对国家整体历史的研究，也涉及地方史、部门史、行业史等专史的研究；不仅要对中央政府管辖区域内的历史进行研究，也要对暂时未受中央政府管辖地区的历史进行研究。在这个层次上，国史研究与中国现代史或当代史的研究是完全吻合的。

　　国史研究如何体现科学性

　　《思想者》：我们知道，历史学是一门研究社会历史现象和过程并揭示其内在规律的科学，正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的那样：“我们仅仅知道一门惟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那么，研究国史的科学性如何体现？国史研究天然地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性，这会不会影响国史研究的客观性、学术性和科学性呢？

　　朱佳木：在社会科学领域，各门学科或多或少都具有意识形态性，完全脱离意识形态性的社会科学，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一门学科是不是科学研究，在于它追求的是不是客观真理，反映的是不是客观规律，是否具有完整系统的知识体系和符合科学研究要求的学术规范，而不在于它是否具有意识形态性。

　　国史研究既然是一项学术性工作，首先必须像其他史学研究一样，要尽可能详尽地收集、掌握和仔细考证史料，并通过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史料进行归纳分析，从而弄清历史事实，阐明历史原委，总结历史经验，探寻历史规律，预测历史前途。只要抱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刻苦钻研，严谨治学，遵守公认的学术规范，那么，国史研究的意识形态性与其学术性、科学性之间，也会和其他学科一样，是相互统一而不是相互对立的；国史研究者在研究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会妨碍其做学问，相反，照样可以做出好学问、大学问。

　　当代人不能写当代史吗

　　《思想者》：有人说，历史研究要保证“客观公正”，所以，当代人不能写当代史。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朱佳木：中国古代确实有过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的说法，而且在“二十四史”中，自《后汉书》以下，都是后代人写的前朝史。但是，中国除了“二十四史”之外，每个朝代几乎都有本朝人写的“当代史”，只不过有的是半成品，有的是对史料的编纂，有的没有流传下来罢了。他们对“二十四史”的撰写都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与“二十四史”之间是历史记载与历史撰述的关系。另外，即使在“二十四史”中，也有“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事例。如司马迁写《史记》，陈寿撰《三国志》等。所以，说中国古代不修“当代史”，有悖于历史实际。

　　当然，在帝王专制统治下，史学家写“当代史”往往颇多忌讳，难以秉笔直书，只好等到改朝换代再写前朝史。另外，由于交通、通讯、印刷等手段落后，各种资料的积累和信息的反馈需要较长时间，“当代人”写“当代史”在客观上也存在不少条件上的限制。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网络通讯的普及，使过去那些“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不利因素已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今天，当代人不仅有条件写当代史，而且有着了解当代史、参与当代史撰写的强烈兴趣和愿望。近些年来，由各类机构和学者个人编撰的国史著作已有不少，报刊、网络上对国史问题的讨论也在与日俱增，国外从事当代中国历史研究与编撰的学者，更是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当代人不写当代史，实际上已经做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