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职业的原因，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现在国史要找个新选题太难了，随便一个选题到中国知网上一查，都有十多篇甚至上百篇以上的文献。怎么才能找到引起编辑注意的选题呢？

　　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国史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有数以万计的学者、学生从事研究工作，无论是事件、时间、人物还是过程、史料、结论，都搭起了基本的骨架，尤其是在“宏大叙事”方面更是如此。

　　但是从更高的眼界看，这个说法还是流于表面现象。许多国史的大家指出，国史在盛世之中要看到危机，特别是有三个方面的研究亟待重视：

　　一是对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作为指导思想无疑是正确的，现在的任务是要回答由于新情况、新方法的出现而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总结出带有新的时代特点、符合中国特点的规律性认识。比如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中国化问题，比如对西方新史学理论究竟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做到这一点，需要很高的哲学眼界和深厚的史学功底，非一般学者可为。

　　二是对史料的研究。国史同任何一门历史科学一样，其研究基础是史料。一个国史学者的研究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他对史料的搜集、整理、鉴别上。重视史料，这也一直是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但现在有相当大一部分国史论文，或史料搜集不全，或对史料的理解和整理不够，或缺少对史料的鉴别而导致硬伤等，极大地降低了文章的学术水准。比如说在一些关于“大跃进”、“四清”问题的文章中，不少学者把运动初期的档案所总结出来的结论当做研究的基础和背景，这就明显说明对史料的整理和鉴别是远远不够的。

　　三是对考证史体的研究。国史的骨架虽然基本搭起，但多为定性研究，其基础并不牢固，因此看似无问题，实为处处有问题。例如，我2009年编发过一篇稿子《“四清”工作队员人次考》就很典型。以往关于“四清”的稿子，基本是对这一个事件的整体论述，但都没有回答清楚一个问题：参加“四清”的工作队员究竟是多少？往往是用“数百万人”这种定性的概述说明。但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四清”的范围、作用、意义就很难科学研究和界定。这篇文章的作者当时还是一名硕士研究生，在大多数情况下，很难在《当代中国史研究》这样级别的核心刊物上发表文章，但对这一篇文章，无论是我本人还是编辑部，都毫不犹豫地决定刊发。这个例子和这一方面的问题对研究生或刚参加工作的学者来说，应有启发的作用，也应是他们着力的重点。

　　在笔者看来，把上述三方面问题综合起来看，其实就是提出了国史的基础研究问题。现在学术界存在一些急躁情绪和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例如流行“宏大叙事”，热衷于对一个历史事件或人物作出完整论述和整体评价；例如重视发表文章的数量，每年都有硬性的要求；例如轻视史料和考据类文章的学术地位；等等。以涉及国史的几种核心刊物来说，每年发表上千篇稿件，但有关理论与方法、札记、史料考据类文章寥寥无几。而且有些学者反映，一些单位有规定，札记、史料考据类文章不算科研成果，或多篇才能折算成一篇。这些情况都说明，国史学界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

　　说到基础研究，有必要提一下美国学者V.布什（Vannevar Bush）。1945年7月，他在著名的《科学：永无止境的前沿》的研究报告中，明确区分了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他甚至提出，这两种研究应分别由两个不同的机构来承担：大学主要从事基础研究，企业或政府设立的实验室主要从事应用研究。V.布什强调指出：“一个在基础科学知识上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国家，它的工业进步将是缓慢的，它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地位将是虚弱的。”二战以来的美国发展史和中国“制造大国”而非“制造强国”的现实都表明了此理论的科学性。

　　V.布什重视基础研究的思路值得国史借鉴。从这个角度讲，国史学界应当提出自己的“基础研究”概念，并进行系统的、科学的研究，尤其是要树立重视基础研究的氛围，提高基础研究论文的学术地位。这两年，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建设工程的实施，不少高校和研究部门纷纷成立专门研究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专门机构，从去年起，当代中国研究所也在专门史之外新成立了理论室，这些都会对国史开展基础研究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

　　（作者单位：当代中国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