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目标为主导
——中国国家实验室建设和发展历程述略
国家实验室是面向国际科技前沿建立的新型科研机构和国家开放型公共研究平台,是组织高水平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研究和重要共性技术研究的“国家队”,是提升自主创新基础能力、建设创新体系的重要环节,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处于金字塔的塔尖位置。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今,中国国家实验室建设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前后至20世纪末,以追赶世界先进科技水平为目标,以大科学装置为依托成功建立了首批国家实验室;进入21世纪,以提升国家科技创新能力为目标,大批试点国家实验室获得批准筹建;中共十八大以来,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我国对新一轮国家实验室建设进行了布局,使国家实验室在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国家实验室建设始终以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目标为主导,随着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目标的不断调整,国家实验室的功能和定位也相应地做出调整。目前,学术界对中国国家实验室建设历程缺乏应有的关注。因此,本文利用相关资料,试对中国国家实验室建设的历程及其与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目标之间的紧密联系进行梳理,为国家实验室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一、追赶世界先进科技水平:首批中国国家实验室建成
大科学装置是指通过较大规模投入和工程建设来完成,建成后通过长期的稳定运行和持续的科学技术活动,实现重要科学技术目标的大型设施。国家实验室通常以大科学装置为依托而成立,承担着大科学装置运行、维护、改建等重要任务。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随着以基础研究为主要应用方向的大科学装置相继建成,中国成立了首批国家实验室,标志着中国国家实验室建设由此发端。
(一)大科学装置与中国国家实验室建设的发端
中国大科学装置建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以核物理研究为主要应用的粒子加速器建设。20世纪50年代,中国将核武器研发列为国防战略武器的主要发展方向,以举国体制倾力发展核科技;在苏联的技术援助下,建造了回旋加速器等实验装置,以满足军事研发的需求。70年代,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科技领域开展基础研究的条件逐渐恢复,核物理学科的研发方向开始转向基础研究。此时,高能物理和重离子物理在国际上已发展成为核物理学科的两大前沿方向,而中国原有的实验装置远远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无法满足核物理基础研究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重离子加速器和高能加速器建设计划正式提上日程。
1976年11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计委)向中国科学院下达了《关于建造分离扇重离子加速器的通知》,正式批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近物所)提出的建设大型重离子加速器的计划,依照此设计方案建成的重离子加速器能够使我国在该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该通知要求:“基建投资控制在六千万元以内,属于事业费的可在科研事业费内支付”。对于中国科技界而言,这在当时是一笔巨额投资,体现出国家对该研究领域的重视。然而,对于建设一台“能加速从氢至铀全部元素”的重离子加速器这样的科学目标而言,拨款的数额仍显不足。
1977年10月26日,国家计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科委)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加快建设高能物理实验中心的请示报告》(以下简称《请示报告》),提出分三步建成世界第一流的高能加速器的计划。按照该计划,“在十年内,实验中心的建设投资约需10亿元人民币,此外尚需外汇3千万美元左右”。同年底,中共中央批准了《请示报告》,标志着中国高能物理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也充分体现出中央对于大科学装置建设的高度重视。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在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成为改革开放后国家科技发展的主导思想。大会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以下简称“八年规划”),明确指出此后八年科学技术工作的奋斗目标,包括:“部分重要的科学技术领域接近或达到七十年代的世界先进水平”;“专业科学研究人员达到八十万人”;“拥有一批现代化的科学实验基地”;“建成全国科学技术研究体系”。为了在重点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八年规划”还规定了重点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其中,就大科学装置建设提出了“高能物理研究和三百亿——五百亿电子伏、四千亿电子伏高能加速器研制”以及“重离子物理研究和分离扇形、螺旋波导型重离子加速器的研制”等项目。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大科学装置建设在国家科技发展战略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全国科学技术研究体系建设中发挥着引领作用。
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召开、大科学装置建设受到国家高度重视的背景下,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于1978年向第二机械工业部提出建议,要求继续推进“从美国高压工程公司引进一台2×13MV串列式静电加速器”的计划,得到了核工业部的支持。1980年,第二机械工业部批准了串列加速器工程经费概算投资为5080万元。1982年10月,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明确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在我国生产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亟待加强,且科技投资有限,对于基础研究的投资只能在稳定的基础上逐步增加的背景下,大科学装置建设仍然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
20世纪80年代后期,合肥国家同步辐射加速器及光束线实验站、北京串列静电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兰州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相继建成。为了充分利用这些大科学装置,争取尽早取得领先国际的高水平研究成果,我国先后成立了合肥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北京串列加速器核物理国家实验室、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和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国家实验室。以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国家实验室的成立为例,早在兰州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建成以前,近物所就于1986年提出了关于建立国家重离子物理实验室的初步设想,开始筹备以重离子加速器为依托的实验室建设。根据设想,国家重离子物理实验室的任务包括装置的运行与维修、改进和完善以及发展研究等。1987年,近物所名誉所长杨澄中向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宋平汇报了以兰州重离子加速器为基础建立国家实验室的设想,他谈道:“把好加速器的实验的质量关是国家实验室要作的头等重要大事”。1989年11月10日,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工程通过了国家鉴定委员会的竣工验收。1993年,我国投资1.4亿元建立的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国家实验室经过1万多小时的正常运行,正式宣布向国内外开放。
综上所述,以追赶世界先进科技水平为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目标,我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建设大科学装置。为了充分利用这些大科学装置,取得领先国际的高水平研究成果,真正实现这一阶段的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目标,中国首批国家实验室在大科学装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国家实验室体系构建由此发端。
(二)首批中国国家实验室的建设与影响
20世纪90年代,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明显,成为决定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因素。中央根据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及时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科技发展战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跨世纪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1991年12月6日,国务院召开第94次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国家科委组织制定的《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以下简称《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等文件。其中,《纲领》提出“把经济建设进一步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要求“基础研究应遵循科学自身发展规律,要在若干前沿领域加强探索和跟踪,争取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实验室建设是基础研究发展的重要保证。《纲要》将“加强基础性研究”列入十年发展目标,并对从事基础研究的实验室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切实办好从事基础性研究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重点研究院、所,逐渐形成若干跨学科的综合科学研究中心”。1994年,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共同组织编制《全国科技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长期规划纲要》,提出基础研究要“把国家目标放在首位,瞄准国际前沿”的要求,并强调要“加强以大科学装置为重点的科研基础设施建设”。此后,我国逐步增加了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以大科学装置为依托的中国国家实验室建设也得到了保证。
在中央政策的支持下,中国国家实验室建设继续围绕大科学装置建设稳步开展,成效显著。一方面,国家实验室有效开展了大科学装置运行管理、用户服务等工作,保证在大科学装置上开展的实验质量,使我国利用大科学装置取得了一系列领先世界水平的科研成果,提升了中国在相关研究领域的国际影响力。例如,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成使我国能够跻身粒子物理研究行列,而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开放不久,就陆续取得一批在国际高能物理界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中国国家实验室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对既有大科学装置进行发展研究及升级改建。例如,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国家实验室的分离扇回旋加速器和作为注入器的扇聚焦回旋加速器于1988年宣告建成并投入运行,主要技术指标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20世纪90年代,国际重离子物理研究又有了新动向,重离子加速器开始向“放射性束、高品质重离子束、高能直至相对论重离子的加速”方向发展。为适应新的研究形势,保证兰州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在国际核物理领域的地位,近物所提出在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基础上建造能提供高品质束流的重离子冷却储存环的新计划。1997年6月,国家科技领导小组原则批准“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冷却储存环工程”项目入选“九五”计划第二批国家重大科学工程;1999年8月,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国家计委审批,计划投资2.935亿元,国家投入使装置的升级改建顺利完成。此外,随着中国国家实验室建设的推进,与之相关的交叉学科、先进技术和产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国际交流日趋频繁,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不断丰富和完善。
总体而言,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末,国家发展基础性研究的主要目标是使我国在国际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以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目标为导向,在国家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下,中国依托大科学装置建成了第一批国家实验室。利用这些大科学装置,中国国家实验室在基础性研究及交叉学科等领域取得了领先国际水平的科学研究成果,初步实现了在重要领域追赶世界先进科学水平的战略目标。
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大批试点国家实验室筹建
“创新是科学技术发挥生产力功能的关键环节,是将新概念的构想或技术发明转变为生产力并进入市场的过程”。1999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将加强技术创新确定为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之一。《决定》明确提出“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推动社会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要求,进而指出:“重大突破性创新要着眼于从基础研究抓起,不断形成新思想、新理论、新工艺,为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提供源泉,增强持续创新的能力”。可以说,《决定》明确指出了基础研究与创新能力建设的关系。23日,江泽民在全国技术创新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指出:“21世纪科技创新将进一步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科技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合将更加紧密”;“我们必须把以科技创新为先导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质的飞跃,摆在经济建设的首要地位”。随着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目标的确定以及相关政策的出台,国家对科技发展的财政投入也持续增长。其中,国家财政科技拨款、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总支出、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分别从1999年的543.9亿元、678.9亿元、33.9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5600.1亿元、10298.4亿元、498.8亿元,充足的经费投入保证了国家科技创新工作的顺利推进。国家实验室作为高水平国家级科研基地,在我国科技创新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这一时期,国家高度重视国家实验室的建设,将它作为推进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
2000年10月27日,经科学技术部(以下简称科技部)批准,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组建了我国第一个研究类国家实验室——沈阳材料科学国家(联合)实验室,主要从事材料科学研究。2001年5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科技教育发展专项规划(科技发展规划)》中提出要“加强科研基地和基础条件建设”;“加强科研基地和科研设施的联合共建,在充分发挥现有科研基地作用的基础上,新建若干重大科学工程,重组和新建一部分国家重点实验室,在现代农业、生物、信息和环境资源等领域优选新建一批工程中心”。2003年11月25日,科技部下发《批准北京凝聚态物理等5个国家实验室筹建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批准北京凝聚态物理国家实验室、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清华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北京分子科学国家实验室作为试点国家实验室开始筹建。在《通知》附件2《国家实验室总体要求》(以下简称《总体要求》)中提出:“建设国家实验室要以培育国际一流实验室为目标”;“国家实验室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开展与国家发展密切相关的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科技创新活动”;“国家实验室要建立全新的运行机制”;“国家实验室实行理事会管理制度”;“国家实验室要把吸引、聚集和培养国际一流人才作为重要任务”;“国家实验室应成为开放的国家公共实验研究平台”。由此可见,《总体要求》不仅明确了国家实验室的任务在于组织开展与国家发展密切相关的科技创新活动,并对于如何完成这一任务进行了系统部署,从实验室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设、人才聚集与培养以及公共实验平台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2006年1月,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以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为中心议题,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用15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规划纲要》对国家研究实验基地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根据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在新兴前沿交叉领域和具有我国特色和优势的领域,主要依托国家科研院所和研究型大学,建设若干队伍强、水平高、学科综合交叉的国家实验室和其他科学研究实验基地。加强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不断提高其运行和管理的整体水平。构建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台站网络体系”。
为落实《规划纲要》确定的目标和任务,2006年5月,科技部发布了《国家“十一五”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提出科技基础设施与条件平台建设的阶段目标:“到2010年,重点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总数达到250个左右,建设若干大型科学工程或基础设施”。12月,科技部召开启动国家实验室建设工作通气会,通报了拟启动筹建的10个试点国家实验室,即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等)、航空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重大疾病研究国家实验室(中国医学科学院)、磁约束核聚变国家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西南核物理研究所)、洁净能源国家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船舶与海洋工程国家实验室(上海交通大学)、微结构国家实验室(南京大学)、蛋白质科学国家实验室(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现代轨道交通国家实验室(西南交通大学)、现代农业国家实验室(中国农业大学)。
试点国家实验室筹建工作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一是面向国际科技前沿开展基础研究和交叉学科研究,促进重大原创性科技成果产出。自筹建以来,试点国家实验室在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论文,提升了中国科学技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二是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了关键性技术的自主研发工作,推动了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在创新技术研发方面,试点国家实验室在筹建期间取得了大量成果,在量子通信、高温超导、纳米技术、光电材料等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三是积极探索体制机制创新,在优化资源配置、科研组织模式、人才队伍建设、科技评价与激励、国际合作与交流等方面进行探索;四是吸引、凝聚和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使国家实验室形成“人才高地”。与此同时,国家实验室建设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国家财政对国家实验室的投入不足;国家实验室与依托单位的关系不明确;国家实验室的考核评价体系尚未健全;人才队伍在规模、数量、结构等方面与科技发达国家存在差距;技术转化及扩散工作存在盲点;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完善;等等。
通过梳理这一时期中国国家实验室建设的历程,可以发现其具有以下特点:其一,建设力度较以往显著增强;其二,注重整合和汇聚原有科技资源,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其三,将吸引、聚集和培养人才,推动科技界与产业界结合,扩大资源开放共享作为国家实验室建设的重要任务。
进入21世纪,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逐渐成为我国科技战略的核心目标,国家实验室建设也是在国家创新体系下展开。通过整合原有科技资源,新一批国家实验室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批准筹建。试点国家实验室的筹建工作从组织开展高水平原创性研究、进行知识创新,开展国家战略高技术研究、进行技术创新,积极探索实验室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创新,吸引、凝聚和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等多个方面开展起来,在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三、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对新一轮国家实验室重新布局
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做出顶层设计和系统部署。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国家实验室建设是我国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围绕新时代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我国对新一轮国家实验室建设进行了重新布局。
(一)国家科技创新基地的优化整合
2013年12月,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以下简称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获科技部批复,“由国家部委、山东省、青岛市共同建设,定位于围绕国家海洋发展战略,以重大科技任务攻关和国家大型科技基础设施为主线,开展战略性、前瞻性、基础性、系统性、集成性科技创新”,提升我国海洋科学与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引领我国海洋科学与技术的发展。2015年8月,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正式投入使用。自2006年启动筹建到2015年国家验收后投入使用,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的建设历时9年。然而,其他大多数2003年、2006年筹建的试点国家实验室此时仍未开展验收工作,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国家实验室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定位以及未来发展规划有待进一步探讨;另一方面,传统的国家实验室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尚待完善。对此,2015年“两会”期间,不少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呼吁加快国家实验室建设,其中,全国政协委员、催化基础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李灿提出:“实验室不能只是停留在筹建阶段,而应该尽快启动,做起来”。7月2日,试点国家实验室工作汇报交流会在北京举行,科技部、财政部有关领导参加了会议。沈阳材料科学国家(联合)实验室、北京分子科学国家实验室(筹)、北京凝聚态物理国家实验室(筹)、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筹)等试点国家实验室的代表全面总结了国家实验室试点建设以来,在促进重大原创科技成果产出、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以及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并就试点国家实验室的发展规划及下一阶段工作进行了沟通交流。
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积极提出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与此同时,国家财政科技投入持续增加,从2012年的5600.1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7005.8亿元,到2018年增加到9518.2亿元。其中,基础研究的投入也从2012年的498.8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716.1亿元,在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总支出中的占比从4.8%提高到5.1%,2018年提高到5.5%。在此期间,科技部对国家重点实验室及相关设施的投入也有了相应的增加,从2012年决算2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4.073亿元,2018年增加到12.33515亿元。
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党中央已经确定了我国科技面向2030年的长远战略,决定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要加快推进,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着力攻破关键核心技术,抢占事关长远和全局的科技战略制高点。”同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建设一批支撑高水平创新的基础设施和平台。适应大科学时代创新活动的特点,针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建设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突出学科交叉和协同创新的国家实验室”。7月28日,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明确提出要“聚焦国家目标和战略需求,优先在具有明确国家目标和紧迫战略需求的重大领域,在有望引领未来发展的战略制高点,面向未来、统筹部署,布局建设一批突破型、引领型、平台型一体的国家实验室”。由此可见,中国国家实验室建设的定位已经是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未来科技发展的战略制高点,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所涉及的核心技术问题开展高水平创新科学技术研究。
在明确定位的基础上,针对科研基地布局中存在的交叉重复、功能定位不明确问题,我国开始对国家科技创新基地进行优化整合。2017年8月,科技部、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了《国家科技创新基地优化整合方案》(以下简称《整合方案》),明确将国家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定位进行了区分:国家实验室是“体现国家意志、实现国家使命、代表国家水平的战略科技力量,是面向国际科技竞争的创新基础平台,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核心支撑,是突破型、引领型、平台型一体化的大型综合性研究基地”;而国家重点实验室是“面向前沿科学、基础科学、工程科学等,开展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等,推动学科发展,促进技术进步,发挥原始创新能力的引领带动作用”的国家科技创新基地。由此可见,国家实验室并不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翻版”,而是一种层次更高、体量更大、研究领域更广泛的科研组织机构。《整合方案》明确提出:“根据整合重构后各类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功能定位和建设运行标准,对现有试点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国家级基地和平台进行考核评估,通过撤、并、转等方式,进行优化整合,符合条件的纳入相关基地序列管理”。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24日,科技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基地与条件保障能力建设专项规划》,要求“优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布局”,“适应大科学时代基础研究特点,在现有试点国家实验室和已形成优势学科群基础上,组建(地名加学科名)国家研究中心,统筹学科、省部共建、企业、军民共建和港澳伙伴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建设发展”。11月21日,科技部发布《关于批准组建北京分子科学等6个国家研究中心的通知》,批准组建6个国家研究中心,即北京分子科学国家研究中心、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北京凝聚态物理国家研究中心、北京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研究中心、沈阳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心、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这6个国家研究中心此前均为试点国家实验室(筹),其批准建设意味着国家科技创新基地优化整合取得进展。
(二)新一轮国家实验室的布局与筹建
自2017年下半年开始,国家实验室建设以“成熟一个,启动一个”为原则,北京、上海、广东、安徽、浙江等多个省市投入大量经费,打造国家实验室“预备队”。其中,以之江实验室、张江实验室、鹏城实验室、松山湖实验室为典型代表。2017年9月6日,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江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共同成立了之江实验室。该实验室以国家科技发展目标和战略需求为导向,聚焦网络信息技术前沿,以重大科技任务攻关和大型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线,以未来网络计算和系统、泛化人工智能、泛在信息安全、无障感知互联、智能制造技术为方向,开展重大前沿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9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中国科学院合作建设的张江实验室揭牌成立。该实验室主要围绕光子科学大科学设施群开展建设,在生命科学、信息技术及其交叉方向类脑智能等方面开展研究。12月22日,鹏城实验室(深圳网络空间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以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为主要依托单位而成立,计划在2030年建成国家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服务平台,迈入国家实验室行列,2050年突破网络信息领域核心前沿技术问题,在推动学科发展和解决国家重大科学技术问题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建设成为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创新型实验室。同日,松山湖材料实验室(东莞材料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为牵头单位,由东莞市政府、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共建,该实验室布局前沿科学研究、创新样板工厂、公共技术平台和大科学装置、粤港澳交叉科学中心四大核心板块,致力成为有国际影响力的新材料研发南方基地和具有国际品牌效应的粤港澳科研中心。可见,上述国家实验室“预备队”的建设主要聚焦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网络安全、先进材料、合成生物科技、再生医学等新兴科技领域,瞄准世界科技前沿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有利于我国尖端前沿科技的进一步发展。
2017年以来,国内发展环境和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2017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就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2018年1月,习近平在主持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指出:“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在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目标的主导下,国家实验室建设作为强化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举措受到了高度重视;与此同时,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也迫切要求进一步加强中国国家实验室建设。面对一些发达国家对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垄断与封锁,立足自身力量建设中国国家实验室以推动战略性、原创性、基础性科技创新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需求。
2018年5月22日,科技部党组发布《关于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进科技创新重大任务落实深化机构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意见》,提出:“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先行组建量子信息科学国家实验室,启动重大领域国家实验室的论证组建工作”。28日,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强调:“要高标准建设国家实验室,推动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大科学中心、国际科技创新基地的统筹布局和优化”。
为保证国家实验室建设的顺利推进,国家的财政拨款持续增加。2019年1月,中共科技部党组印发《中共科学技术部党组关于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凝心聚力决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意见》,提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形成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和龙头”。2020年5月22日,李克强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加快建设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发展社会研发机构,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总之,新一轮中国国家实验室建设强调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力求以国家实验室为核心引领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中共十八大以来,科技创新摆在了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国内发展环境和国际环境变化的背景下,国家实验室的定位得到了进一步明确: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未来科技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在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在明确定位的基础上,我国开始布局新一轮国家实验室建设,使之服务于国家重大科技发展战略目标。
四、结 语
国家实验室作为高水平国家级科研基地,自其创立之日起就具有体现国家意志、履行国家使命的特点。通过对中国国家实验室建设历程的梳理可以发现,国家实验室的建设始终以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目标为主导,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国家战略需求的转换,国家实验室的功能与定位也相应地做出了调整。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发展都远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在这一时期,国家投入巨资建设了一批大科学装置,以争取中国在相关科技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与当时国家发展基础研究的目标是一致的。为了充分利用这些大科学装置,保证在装置上取得领先国际水平的研究成果,实现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目标,我国首批国家实验室在大科学装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国家实验室体系构建由此发端;进入21世纪,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我国科技发展战略目标,国家发展基础研究的主要目标开始转向创新能力建设,这一时期,国家实验室的定位是在国家创新体系框架下,通过整合科技资源,大批试点国家实验室启动筹建,在国家创新能力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共十八大以来,科技创新摆在了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国家实验室的定位得到了进一步明确,即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引领未来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在此基础上,我国对新一轮国家实验室建设进行了重新布局,使国家实验室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
40余年来,中国国家实验室不断调整其在国家科技战略中的定位与任务,从而有力支持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国家实验室建设成绩显著,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对未来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其一,国家实验室的建设和发展以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目标为主导,其经费来源应以国家拨款为主;其二,国家实验室作为层次更高的科研组织机构,应具有明确的功能目标定位,避免与其他类别的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功能重复;其三,国家实验室的建设和发展应以大科学装置的建设为基础,只有具备先进、齐全且有特色的大科学装置,才能吸引更多国内外一流科技人才,充分激发科技创新能力,助推科技强国建设。这些历史经验有助于中国国家实验室建设更好地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抢占未来科技发展的战略制高点,推动中国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迈进。
[作者简介]苏熹,理学博士,助理研究员,当代中国研究所,100009。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6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