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方位”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国际局势和中国国内形势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对“一条线”战略进行新的审视和调整。

　　第一，经过一段时间的较量，美苏争霸趋于平缓，转入了僵持状态。苏联在阿富汗战争中陷入被动，国力减弱，对中国的威胁有所减轻。而美国在里根上台后，加强了对苏联的压力，在对外政策上表现出较大的优势。美国和苏联的较量由过去70年代苏攻美守变为苏美在战略上大体均衡，双方都没有绝对的实力既保存自己又吃掉对方。这种平衡成为制约战争的重要因素。日本、西欧以及东欧各国也不满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不愿意把自己绑在别人的战车上。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希望在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下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经济。世界各国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样，就大大地降低了战争的爆发机率。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国改变了以往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认为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不发生战争是可能的。1985年6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这几年我们仔细观察了形势”，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11]1987年在会见荷兰首相时，邓小平更加明确地指出:“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12] 

　　第二，从国内形势来看，“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人心思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党的战略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外交是由内政所决定的，外交战略服从于国家的总体战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国家战略的核心内容和目标是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外交战略的内容和目标自然也要随之转变，要为国内建设创造并保持良好的国际环境。

　　第三，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上出现曲折。尽管早在1972年的《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国第一次正式表示:认识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肯定了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从台湾全部撤出的最终前景。然而，对中国明确提出的美国应对台湾“断交、废约、撤军、停售（武器）”四个原则却迟迟没有履行。1979年中美建交时，美国迫于苏联的攻势和美国国内要求发展中美关系的呼声，最终接受了中国提出的“断交、废约、撤军”三原则，然而在对台停售武器这一点上却一直未得到解决。中美建交后，美国国会又于1979年3月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把美台间曾以“国家”名义签订的一大批“条约”和“协定”一字不改地保留下来。此外，尽管中国曾就美国继续售台武器问题多次提出抗议，美国政府却于1982年4月13日正式通知美国国会，向台湾出售价值5000万美元的军事装备零配件，包括飞机部件。美国上述做法暴露了其帝国主义的本质，加速了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

　　第四，中苏关系开始松动。1982年3月，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在讲话中，他虽然仍对中国进行了攻击，但却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中国对台湾享有主权，表达了苏联领导人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这个讲话立刻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关注。邓小平亲自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3月26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钱其琛主持新闻发布会，针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发表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声明:“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苏中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13]不久，邓小平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8月，中国外交部苏东司司长余洪亮以视察使馆工作的名义去莫斯科，向苏方提出举行副外长级特使政治磋商的建议。10月，磋商在北京开始。中国政府特使是钱其琛，苏联是伊利切夫。“它不仅标志当时两国间只对抗、不对话状态的结束，而且预示着两国关系将由长期对抗转向缓和。”[14]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把握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做出了“两个重要转变”:一是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从而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危险很迫近的看法;二是改变了“一条线”战略，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邓小平指出:“只有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15]

　　1982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指出:“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 [16]这就正式确定了新时期的外交目标。在这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还有进一步的阐释:“我们坚持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同我们履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崇高的国际义务是一致的。”“我们以实际行动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为基础的，是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它有长远的、全局的战略依据，决不迁就一时的事变，不受任何人的唆使和挑动。”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