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广泛联系群众的重要形式，展览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新中国成立初期，展览会多以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为举办主体，大都围绕各项中心工作举办，对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文化水平以及推动实际工作，发挥了巨大作用。文物展览会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展览会的重要类型之一，伴随我国文物事业的发展而发展。新中国成立伊始，在整顿旧中国文博机构、逐步建设新中国文物事业的背景下，全国各地陆续举办了一些文物展览会，多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等庆典活动举办，重在展示新生人民政权在文物工作上的变革与成就。1953年，我国开始了以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中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国家基本建设中的文物保护问题逐渐凸现，为加强文物保护工作宣传，相关部门举办了更具针对性的展览，如“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等全国性大型展览会，以及各地举办的主题多样、规模不等的文物展览会。这一时期的文物展览会主要伴随基本建设工程开展而举办，在内容组织、宣传动员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的工作模式，集中体现了当时国家文物保护、考古发掘研究等工作的面貌与特点。目前，学术界关于文物展览会的个案研究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关于整体的文物展览会的专题研究则相对缺乏。本文拟以“一五”计划期间的文物展览会为对象，探讨其内容模式、效果及经验，以期推动相关研究的开展。

文物展览会的内容与组织宣传

　　1953年，我国开始了以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全国各地筑路、建厂、治河等基本建设工程大规模地开展，无数地上、地下的文物和建筑面临被破坏的危险，如何妥善地处理好文物保护工作与各项基本建设的关系，已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指出：“现在全国各地正展开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工程，各工程地区已不断发现古墓葬，古文化遗址，并已掘出了不少古代的珍贵文物。在地面上，亦有在建设工程中拆除若干古建筑或革命纪念建筑的情况。因此，对于这些地下、地上的文物、建筑等如何及时做好保护工作，并保证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不致遭受破坏和损失，实为目前文化部门和基本建设部门的共同的重要任务之一”。“各级人民政府对历史及革命文物负有保护责任，应加强文物保护的经常工作。各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加强文物保护政策、法令的宣传，教育群众爱护祖国文物，并采用举办展览、制作复制品、出版图片等各种方式，通过历史及革命文物加强对人民的爱国主义教育”。各地方政府也陆续颁布了在基本建设工作中保护文物的政策和规章。“一五”计划时期是全国各地开展文物保护宣传、举办文物展览会的重要时期。文物展览会的举办方一般是各地的文物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文管会）、文化局等政府部门及博物馆筹备处、文物工作队、文化馆等机构，旨在推广相关学科知识、宣传文物保护政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展览活动的举办周期多为5—7天或1—2个月之间，举办地点因时因事而异，既会选择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人民礼堂等公共文化场所，也会在厂矿、农村以及基本建设与考古发掘工地等处举办。

　　（一）以文物为核心载体的多元展示内容

　　各地文物展览会往往在内容上融文物展示、知识科普、政策推广于一体，综合文物、文字、图表、模型等多种形式，塑造具有明确宣传意旨的展览空间，促进广大人民群众对文物考古知识的了解和关注。

　　1.集中分类陈列文物展品

　　当时，各展览会所展示的文物大都是新近发掘出土的文物，有时也展示征集购买、接受捐赠、依法交换和旧藏的文物，因文物基数较大，需要进行筛选并加以分类陈列。总体而言，筛选后上展的文物展品材质类型多样、年代丰富，能够体现文物工作的成果。在文物展示分类上，有的展览会将文物按陶、铜、铁、玉、石、金银等材质进行分类展示，更多的展览会则采取按年代时序划分展室、排列文物的方式，从石器时代开始，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历史时期，有些展览会还将展品时限下延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种通史性的展示脉络能带给参观者一个清晰的国家历史认知框架。“从猿到人”的原始社会内容也得到重视，相关的模型与图片在青海、湖北等多地文物展览会中展出，揭示了中华民族祖先在这片土地上劳动、生息和繁衍的悠久历史。

　　范文澜在论及怎样才能使历史文物为祖国的今天服务时指出：“如果用实物、图画、模型、理论通俗化的文字说明等系统地简要地配合起来，大体上可以表现出中国社会的发展史。这是极生动的表现。观众用不多的时间，获得社会发展史的感性知识，由此再提高为理性知识，确认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这就等于成千成万的观众从历史文物里初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例如，北京历史博物馆自1952年2月展出“中国原始社会陈列”后至1955年6月底，该博物馆供应各界研究、参考和供作内部陈列的材料达22000余件，这些材料包括四类物品：一是模型，“计有中国猿人（即‘北京人’）背鹿像、胸像、骨骼化石、少女像，原始社会生产者塑像，中国石器时代的生产工具、渔钩、渔叉、彩陶、黑陶、灰陶，商代白陶罍，战国车（二种），战国时代六种生产工具及河南辉县出土的六种铁工具，长沙出土战国时代楚国漆器（案、几、轼、羽觞、弩、木瑟、雕花板、剑盒等），秦代的权和量，陕西斗鸡台出九种汉代铁器，汉代比阳铁犁，新疆出土汉简（兵器册），汉代轺车、辎车、驷马安车、轩车、大车、辘车，河北易县出土的十种唐代铁器等”；二是照片，“计有‘中国原始社会陈列’‘殷墟发掘展览’‘夏商周陈列’‘秦汉陈列’‘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陈列’‘伟大祖国建筑展览’‘唐山发掘展览’‘新疆出土文物展览’‘北京西郊明墓发掘展览’‘辉县发掘展览’‘中国四大发明’（根据地动仪、司南、指南车、记里鼓车模型摄制）及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三是绘画（复制品）；四是图录，“馆内编印的‘楚文物图录’等各种古器物图录”。该馆通过这一工作，发挥了一定的教育作用，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此外，一些地区文保部门举办的展览会往往会重点展出本地独特的文化遗址收集品与墓葬出土物。例如，“河北省一九五四年出土文物展览”设置了望都县所药村汉代砖室墓专题展览，其中主要的是汉代壁画，壁画中色调鲜明的人物和精彩的奇珍异兽，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吸引了大量观众。从1月24日开始到1月底，就吸引了观众近3万人。

　　2.普及文物与考古学知识

　　通过对出土文物进行说明介绍普及文物与考古学知识是文物展览会的重要内容。例如，1955年1月，东北博物馆与辽阳市政府联合举办“辽阳市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展览分三部分，其中第三部分是“将出土物按照其用途加以说明排列，以帮助观众了解古代的生产情况与生活面貌。另外，还附设了一个有关文物常识书籍的阅览室，帮助观众了解祖国的文物”。

　　一些展览会对考古学意义上的墓葬遗址知识和发掘方法进行阐释说明。例如，1954年5月，西南博物院在重庆市二区香国寺文化馆举办出土文物展览，展示了香国寺附近发掘出土的文物的情况，其中一处“因出土情况不明，失去了研究的价值”，说明“古代墓葬如不用科学发掘，就等于破坏了祖国古代文物”。广西省（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管会在贵县举办的“出土文物展览会”陈设了各地出土文物发掘情况的照片等130余张，墓葬的发掘图、平面图、剖面图等。1955年2月，旅大市（今大连市）文化局举办的“旅大出土文物展览会”分四部分，其中第三部分“通过图表、数字、照片、模型和贝墓的复原陈列，向观众说明了两年来共发掘了六十余座古墓，分贝墓、贝石墓、贝砖墓、石墓、砖墓、土墓六个类型。在这里特别强调了科学发掘的重要性和私人乱掘对于历史文物的不可弥补的危害”。7月，广西省博物馆举办了“广西省出土文物展览”，展览陈列了“本省各地发现的石器及各种化石、汉代至明代各时代有代表性及比较完整的墓葬模型（有土坑墓、砖墓、木槨墓三种），墓中的随葬品按照原来位置陈列”，还将如何保护与科学发掘清理古墓葬的过程摄成照片进行展出。通过展示出土文物、遗址、考古发掘工作资料等，辅之以绘图、照片、模型、统计表等，通俗直观地向观众介绍了考古学的相关知识。

　　3.展示介绍文物保护政策法令

　　为做好文物保护的宣传工作，在各地举办的文物展览会中，都明确将中央和所在地区有关保护文物的各项政策法令作为重点展示内容。为加强展览效果，有文保工作者根据自己的体会提出：“用文物政策法令或适当地摘录革命领袖有关的言论作为开始或结束语，常能增强观众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1955年2月，旅大市文化局举办的“旅大出土文物展览会”，“介绍了人民政府保护文物的政策法令和旅大区两年来的勘察、保护工作的情况以及部分捐献品。用布景箱配合着说明了过去帝国主义者是如何地盗买和破坏我国古代文物，并以漫画揭露了旅大区某单位破坏文物的实际错误例子”。7月，江苏省文管会在常州市工地清理的9座汉墓中的出土文物鉴选出具有代表性的文物129件，在常州市文化馆举办了小型展览会。展览会在宣传文物政策法令的同时，还根据当地真人真事制成漫画和连环图画，对爱护文物有功者进行表扬，对破坏文物者进行批评，并通过“搜集各报纸、期刊的漫画等材料予以剪贴或放大”，“控诉美帝国主义及蒋匪帮盗窃我国珍贵文物的罪行”。可见，文物保护政策的宣传并非仅是文牍“上墙”，而还能通过生动的图画教育广大群众，使其树立起对文物保护工作的正确认识。1956年前后，农业合作化运动掀起高潮，全国各地打井、开渠、挖塘、修坝、开荒、筑路、平整土地等农业生产建设广泛开展，不少古文物被发现，因此，对农民开展文物保护宣传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工作。例如，1956年2月，江苏省文管会无锡工作组筹办“无锡县出土文物巡回展览会”在县区镇巡回展出，通过巡展宣传，使无锡县广大农民群众懂得了什么叫做文物，为什么要保护文物的道理。4月，《国务院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要求，在农业生产建设中开展群众性的文物保护工作，并“在全国范围内对历史和革命文物遗迹进行普查调查工作”。此后，各地也出现了专门展示文物普查成果的展览会。例如，12月，在上海市南市文庙、魁星阁中就举办了“上海市蓬莱区普查文物古迹展览会”。

　　（二）兼具针对性与灵活性的组织宣传

　　除了精心布展之外，文物展览会的主办方也往往结合受众特点，采用多种形式，加强对文物保护工作的宣传推广。

　　1.结合基建工作做好宣传

　　各地在举办文物展览会的过程中，特别注意与基本建设部门的联系协作，宣传文物保护工作的意义。如贵州省博物馆筹备处了解到贵州省建筑工程局要在1954年第一季度向所属单位职工进行集训后，即“积极准备材料与该局联系，在不影响集训原则下，向冬训班发了四百份宣传材料，举办了三次图片展览，作了两次保护文物的报告”。5月，吉林市人民政府邀请该市各基本建设单位、省博物馆等有关部门举行了基本建设单位保护文物古迹工作会议。在会上，一些基建单位的同志提出，基建职工缺乏文物保护工作的常识，“因此希望文化部门能印发一些有关保护文物的宣传材料，或者把文物照像、绘图、写好说明，编成小画册给工人们看，或者把出土的文物送到工地给工人们参观”。鉴于上述提议，会议决定，“由市文化科、省博物馆、文化馆联合组成吉林市出土文物工地流动展览工作组到各工地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向工人进行文物展览和政策宣传，结合调查文物出土情况建立文物通讯联络”。6月，湖南省文管会举办了左家公山楚墓出土文物展览，“展出过程中，为加强宣传效果，文管会又组织各参观单位在参观后座谈，以进一步巩固对古代文物的认识。特别组织了省、市建筑工会的工人、干部在晚上业余时间参观”。东北博物馆流动展览工作队在阜新市举办“伟大祖国历代文物展览”后，为配合进一步推广保护文物古迹的宣传教育工作，阜新市人民政府不但专门印发了“爱护祖国文化遗产，在基本建设中做好文物古迹的保护工作”宣传品，还分别召开了两个座谈会，其中一个座谈会是召集基建部门的有关干部和工人代表根据参观展览会的心得和宣传品的内容，座谈“什么是文物”“为什么要保护文物”和“怎样保护文物”等问题。

　　在工地举办出土文物展览，虽然是直接向基本建设工作者宣传文物保护政策的有效方式，但也存在一些现实局限性，如因基建工作紧张造成可展出和参观的时间比较短、展出场地条件比较简陋等。对此，郑州市文物工作组曾总结了举办工地文物展览的一些经验：工地经常有各种小型展览，利用这种展览的地点和原有布置就可以举行文物展览；利用工人休息时间夜晚展览，既不妨碍工作，参观的人又很踊跃；印发文物保护问答，对展览宣传起很大的辅助作用；展品以当地出土的为主，内容上不求过多，只求简明扼要、有系统、能起很好的作用；每天讲解的同志工作结束后，根据观众意见互相检查，以便次日改进工作；设立意见簿。

　　2.通过多种方式扩大宣传

　　为了增加社会关注度，一些文物展览会经常结合其他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一起举办。例如，河南省宜阳县文化馆曾结合该县春季物资交流会举办了文物展览。河南省宝丰县文化馆在举办文物展览会时，为了扩大宣传，还增设了一个春季卫生展览室。福建省文管会驻光泽县工作组曾跟随部队电影队到工地做文物巡回展出。

　　做好展览会的观众组织与讲解引导，也是增强展览宣传效果的重要形式。例如，1956年2月，无锡县出土文物巡回展览会就是由县文物工作组干部与县文化科选派说明员组成了展览组，“通过党区委、区公所、文化站，把展览通知券发往各乡生产合作社、学校等单位”，“在未展出前张贴广告，通过区里召开的会议上介绍，宣传前来参观，展览组并往各单位联系，要做到家喻户晓，争取每人都能前来参观”。在宣传讲解方面，“一般是与当地区公所、文化站取得联系，在展出前后进行宣传工作，利用黑板报、广告，配合区乡会议列席，尤其是在展览会场里，向广大群众进行讲解，宣传文物政策法令以及文物的作用，并张贴保护文物的标语，能扩大影响，深入人心”。4月，陕西省宝鸡市“文教局举办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文物展览会，事先成立了筹备机构进行准备工作，向本市各机关、团体、学校、工地等二百三十个单位发出通知，组织参观。展览期间利用幻灯、广告、广播、黑板报等方式进行宣传，还印发了‘文物展览’简报4期共2500份，训练14名讲解员，编印了说明讲解提纲，设置了捐献文物登记处和陈列处、问题解答处”，邀请了省文管会工作人员向市文管会人员、各区文教助理员、各基层单位负责人、中学历史教研组老师等做关于“大力宣传文物政策、作好保护文物工作”的报告，并进行了座谈。

　　综上，在“一五”计划时期，中央和地方举办文物展览会的目的在于解决基本建设中的文物保护问题，在内容上注重具象文物、文化知识、方针政策相结合的综合展示，在宣传上注重从目标受众的特点与需求出发，通过看展览、听讲解、开座谈会、作报告，辅之以其他活动等多种形式，扩大展览会的宣传效果。

文物展览会的实践成效

　　“一五”计划时期的文物展览会通过丰富的展品与有力的宣传，使广大人民群众感受、了解到祖国的文化遗产，在推进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提升社会认知与专业认知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一）加强了文物工作与基建工作的紧密联系，培育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文物观

　　有针对性地组织基建工程工作者参观文物展览，提高了基本建设单位和工人群体的文物保护意识。1954年5月，文化部举办的“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展出。“这个展览，包括除了少数地区之外的全国各地在四年多来的在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的历代文物。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全国出土文物在十四万件以上。这里陈列出来的，只不过是经过初步选择，认为较精的三千七百六十件”。截至10月底，参观人数近17万人，“其中二百八十个参观团体内，有三分之一是工程部门的干部和基建工人”。在展览会闭幕之前，文化部为做好今后基建工程中的文物保护工作，曾邀请有关部门举行了一次座谈会。在座谈中，大家都强调文化部门和工程建筑部门密切配合是做好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环节。财政部副部长王绍鏊和燃料工业部副部长李范一先后发表意见，他们一致表示：“今后要更进一步和文化部门取得密切联系，尽力把保护文物工作做好，在保证基本建设顺利进行下，使地下文物得到妥善的保护”。7月，为了进一步贯彻中央颁布的文物政策法令，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郑州市文物工作组选择了建筑单位较多、文物埋藏比较丰富的地区作为重点，进行了一次工地文物展览，观众达14000余人。这次展览筹备就绪时“曾邀请了有关单位党、政、工、团负责同志前往参观指导，通过预展，扭转了过去领导同志对文物工作不重视和不正确的看法”，“使文物工作和基建单位的关系更靠近了一步”。12月，辽宁省文化局发出配合基建工人冬训班做好保护文物古迹宣传工作的通知，在通知中总结了1954年一些地区配合基本建设冬训班开展宣传、举办出土文物小型展览会的经验：“依靠基本建设人员的力量做好文物保护工作，从而加强了文化部门和基本建设部门的联系，明确了必须依靠群众的力量，这样做的结果，初步达到了发现文物即停止局部工程并能立即告知文化部门，保护了出土文物”。1955年2月，旅大市文化局举办了“旅大出土文物展览会”，观众达6万多人，基建部门参观的人数达22000多人。建筑公司和房产公司等单位把参观展览会作为业务课程之一。“很多工程单位都在参观之后组织了讨论，改变或提高了认识”。

　　经过展览会的宣传教育，许多工人在施工过程中发现文物便能妥善保管并及时报告给主管部门。例如，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二队在洛阳七〇四工地举办小型出土文物展览会后出现了不少保护文物的积极行动，有的工人将在清理近代墓葬及古墓的填土中所检出的文物玉环、铜钱、银戒指、元宝等都送交了工作队等。民工洪友福在参观完湖北省文管会组织的文物巡回展览后，及时将工地挖出来的石锛、陶球和陶网坠送至湖北省文物工作队。展览会促进了文物工作和基建工作的联系配合，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破坏文物的现象。

　　在展览会的宣传过程中，文物管理部门赋予了文物展品以人民性价值，使人民群众了解文物是古代劳动人民在生产上、文化艺术上的精心创作与发明创造，帮助其树立正确的文物保护观念，增强了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怀。有群众在参观河南省宜阳县文化馆组织的文物展览后认为，“保护文物是每个人的应尽责任”。在河南省宝丰县文化馆举办的出土文物展览会上，针对一部分群众存在把文物当作“宝贝”“可以卖钱”的观念，或者是看作“破砖烂瓦”“毫没用处”而随意砸毁的情况，说明员详细地宣传了文物保护政策，“说明保护文物就是热爱祖国的具体表现”。有群众在参观后纷纷表示：“过去谁懂文物政策，谁还知道这东西有价值管研究，以后发现可得报告政府”。“从地下挖出的金硬屏，我当真个是金马驹哩，可见得耳听是虚眼见是实，以后再不听敌人造谣了”。在郑州市文物工作组举办的工地文物展览上，有纺织工人看到殷商时期的纺轮后和自身工作进行对比说：“我们现在感觉才进车间很难，三四千年以前我们祖先用纺轮纺线，那不更困难了吗？”并表示“今后一定要有信心克服困难”。鞍山市在郊区举办的祖国文物流动展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观众们反映：“这个展览会内容真好，过去我们是看不见的，只是一些有钱的人把持，只有共产党来了，这些东西才能和咱们老百姓见面。”江苏省文管会无锡工作组筹办了“无锡县出土文物巡回展览会”，有些群众参观后说：“以前从未看到过文物展览会，在生产中发现到文物也不晓得爱惜，大家玩玩就把它搞坏了，现在看了展览会，知道文物是我们祖先创造的，也是国家的财产，它在历史、科学研究上用场很大，今后就一定要更好的保护它”。

　　举办展览会的直接效果更体现在社会各界捐献文物上。例如，1954年2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文教部文化处、绥远省人民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局文物工作组联合举办“第一届文物展览”，许多观众在参观后，口头上或在意见簿上“反映了许多地方的历史文物及革命文物情况，希望继续派人调查搜集”。“更有观众当场捐献出了文物，如归绥市回民自治区居民佟宝川捐献了古生物化石一件，石油公司陆春山同志捐献了‘大明宝钞’一贯”。陕西省文管会在基建工地和农村举办小型文物展览会，“在宣传时收到当地群众送交的各时代的文物102件”。1956年4月，宝鸡市文教局举办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文物展览会，在展览期间和结束后，“有工人、农民、干部、中医师、工商界等30余人把自己多年来家存的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等68件捐献给政府”。社会各界的捐献，既丰富了文博机构的馆藏，也反映了新中国人民思想观念的变化。正如郑振铎所指出的：“保护历史文物已成了中国人民自觉的义务，也就是每一个公民都爱护、保护属于国家所有的一切财产。过去，把偶然出土的历史文物据为己有的风习，已经没有了。”

　　（二）凸显了出土文物的重要学术价值，带动了相关学科在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等方面的思考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本建设工程中发现的文物不但遍布全国各区域，还涵括了石器时代以来的各历史时期，被认为是“无论就数量上，就地域上，就内容上讲，都可以压倒过去半个世纪的成绩”。展览会展出的大量出土文物，不但提升了民众的参观热情，也引发了专家学者的思考。特别是1954年5月文化部举办的“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新资料，甚至向历史家提出了新的历史问题”，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1.加深了历史学界对出土文物史料作用的认识

　　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的石器时代遗址与文物为研究传说时代古史提供了不可忽视的参照，“由于石器文化发现很少，中国原始社会的历史，直到现在，还是隐蔽在神话与传说之中，把这一段历史从神话与传说中洗刷出来是很必要的”，“因为有了这些发现，使得我们古代的历史更有可能往上延长若干千年，使得我们的历史更其显现得源远流长根柢深厚”。通过展品以物证史的价值得到了阐发，如郑州二里岗殷代遗址和文物对商代文化的丰富、山东沂南的汉画像石和四川出土的汉画像砖对汉代社会生活的形象展现等，不一而足。宿白、陈万里、常书鸿等学者也阐释了展品的艺术史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历史学理论研讨，主要集中于如何以唯物史观的原则和方法来认识中国历史。当时出土的生产工具，为说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提供了具体资料，如热河出土的铁范一方面证明了“战国时代燕国便已有那样高度发展的冶铁技术”，另一方面也证明了“铁制农具使用已达到热河地区”，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分期很有参考价值。翦伯赞则指出：“关于西周的社会性，一直到现在，在中国的历史学家之间还没有一致的意见，有的说是奴隶社会，有的说是封建社会。究竟是什么社会，这就需要更多的地下发现提出实证”。

　　2.激发了从文物视角对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历程的思考

　　各地集聚的文物展品使学者们关注到文物背后的文化互动与交融。傅振伦指出，松江依兰倭肯哈达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其中有磨制石器、渔具等，证实了中国东北南部、北部古代文化的关联性，用史实回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历史的歪曲污蔑。夏鼐指出：“山西、陕西、河南的仰韶文化遗址，山东、安徽、河南的龙山文化遗址，江苏、浙江、福建的出有几何印纹硬陶的新石器文化遗址，都可以增加我们对这些文化分布情况的了解，并且看到同一文化的各遗址间的共通点和小差异”。翦伯赞也撰文说明，在汉代文物展品中“各地制作的形式大同小异，反映出时代的共同性，也反映出浓厚的地方色彩”。

　　陈梦家则从中华民族文化的共同性与发展视角去审视出土文物展品的意义。他认为：“我们中华民族，尽管有这么长的历史，占据了这么大的地面，有很多的民族，而它表现在万千的古代文物上却有一个毫无疑问的共同性。中华民族文化的共同性，指出了时代的延续性和地域的普遍性”。“所谓时代的延续性，是说从石器时代下来，数千年之久其中的发展的脉络是可寻见的。若干的器皿与工具，在材料上、制作的方法上、形式与装饰上，是有变化的。倘若我们汇聚充分的地下材料，便可发现它们先后相承、逐渐改进的踪迹”。至于地域的普遍性，他指出：“会展中不同地区所出的陶器、磁器、铜器、漆器等等，虽然各有各的稍稍不同的风格，但大致上是一个源头来的，只是大同小异而已。若是把会展中的同一时期同一材料的文物混聚于一堆，那末某一类的专家必需费了很大功夫才能大略地分别其出土的地域，尚不免有错误。但是对于一个普通的观众，他看了这一堆文物，一定能正确的判断它们全是中国的。”他进而指出：“我们所说的共同性，也丝毫没有有意的抹杀文物在时代上地域上的差异……我们若从发展上观察在时代相延续的中间，在地壤相接联的地带，各代各地文物是如何承袭的演变，如何转移的滋长，那末便可以找到中国文化之如何融浑而成的。今天会展的全部出品，不过个别的具体的说明这种联系之存在。”研究者应具有全面的、整体的研究意识，不应“割断的分散的”看待各时代以及各地方的文物，“片段的孤立的”研究古代文化。这充分体现了其对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整体性思考。

　　总之，文物展览会不但直接加强了基本建设与文物保护工作的相互配合，增强了人民的爱国情感，同时充分展现了文物考古资源实证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形成发展历程的独特学术价值。

文物展览会的经验启示

　　“一五”计划时期的文物展览会充分体现了当时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成就，取得了显著的宣传效果，同时也积累了诸多经验，对之后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做好文物展示宣传，是构建国家认同、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方式

　　文物展览会的举办，改变了旧中国文物秘不示人或束之高阁的境遇，鲜明体现了新中国文物的人民属性。这种规模性的公开展示，既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文物是国家财产、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同时也促进了学术资源的流动和专家学者知识的成果转化，有力地彰显了考古学学科服务国家建设的角色与地位，使田野考古工作由“学院式的工作成为人民的事业”，“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工作”。可见，其良好的社会效益也充分证明了文物对于塑造历史认知、鼓舞民族精神的独特作用，面向人民群众做好文物展示宣传工作，是构建国家认同、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方式。

　　（二）结合基建工作加强文物展示宣传，是促进文物保护与国家基本建设协调发展的有力手段

　　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基本建设的大规模展开，配合基本建设开展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成为考古工作的重要任务。文物保护与基本建设之间的协调发展也成为亟待解决的时代命题。当时中央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纷纷颁布在基建工程中保护文物的政策法令，同时运用举办展览会的方式，将文物展示与政策宣传融为一体，深入工程建设一线，发动广大群众观展，扩大了文物保护政策法令的影响力，加强了基本建设部门与文物保护工作部门的相互配合，体现了促进两者协调发展的努力尝试。目前，配合国家基本建设开展田野考古发掘仍是我国考古工作的重要内容，这种集主动性灵活性于一体的文物展示与宣传形式，仍对促进文物保护工作与基本建设协调发展有一定意义。

　　（三）加强考古成果研究阐释的专业性与规范性，是我国文物保护事业科学发展的充分保障

　　面临“一五”计划期间繁重紧迫的国家建设与政策宣传任务，由于布展工作者业务水平参差不齐，一些文物展览会在工作上难免有些“急就章”。如一些展览会局限于罗列文物，展品解读未完全脱离器物赏鉴范畴。有观者在参观了“五省出土文物展览”后认为，该展览的目的性不明确，“展览的陈列方法仍没有脱离古董摊式的摆设”。还有人撰文评论，有些文物展览缺乏系统性，不能以社会发展规律作为陈列依据，不是以展示生产工具为前提贯穿整个历史发展过程，而是以文物的艺术性为主体，把祭器、明器放在最前列。也有展览图录编纂的选材偏重美术品，将经过正式发掘而有科学记录的文物仅注明出土地点而未举出其他信息，不能说明文物间的关系，“把一批宝贵的科学资料当作传世的古董来处理，未免是值得商榷的”。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中，将文物等同于宝物的旧思想仍有一定的影响，提示我们对文物的阐释应注意与时俱进地吸纳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知识。

　　展览说明员是实现文物展览会宣传效果的重要媒介。当时有人指出，在许多展览会中都存在说明员“对所说明的陈列品不熟悉，对与陈列品有关的知识不丰富”等现象，直接影响展览的宣传效果。此外，由于文物展览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的现状，也有一些学者在观展后指出考古工作的学术规范性有待加强。如夏鼐认为，展览会显示出“各个清理发掘工作的质量是有高下不同的。有些是做得很好的，有些是不够好的”，“同是发掘墓葬，有些做得很仔细，纪录很完备，在这展览会中，能够用模型图片来表示原来掘开时墓室情形。有些似乎并未注意到这一些，似乎只是把古物拿出来以便将来陈列之用”。他进而指出：“我们是有很重大的责任，将祖国的古代文物保存下来。不仅要使它们‘出土’而已，而且要尽量使它们不失其学术价值地发掘出来”。苏秉琦也认为，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工作应逐渐加强计划性，不仅要从国家建设的需要出发，也要考虑这一工作自身的学术上的目的要求。这些都为之后我国文物考古事业的科学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新中国的文物事业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风雨同舟、命运与共，“一五”计划时期是我国基本建设方兴未艾、蓬勃发展的时期，也是文物保护与考古事业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开拓时期。这一时期广泛举办的文物展览会，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高度重视文物资源保护，领导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当前，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这些宝贵经验对于推进新时代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具有深远的启迪作用。

　　［作者简介］关昕，人类学博士，副研究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3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