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解体和中俄关系的发展，中苏关系史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其中，曾一度讳莫如深的苏联对华援助（本文所指苏联对华援助是指新中国成立后苏联以低息贷款、援建重点项目、提供技术资料、派遣苏联专家、培训中国留学生和协助编制五年计划等多种方式支援新中国各项建设的过程。从援助范围看，涉及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教育、军事等诸领域；从援助性质讲，属于政府间公开的发展援助，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际主义互帮互助关系的重要体现。）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特别是近年来，苏联对华援助的研究呈上升趋势，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不可否认，该领域研究中仍存在着诸多问题亟待解决。本文拟对该领域现有研究成果加以梳理和评述，以期从中获得新的思考。

一、关于苏联对华援助研究的基本概况

　　国内有关苏联对华援助的研究起步较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涉及苏联对华援助的出版物及文章主要是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与各地分会编辑出版的以宣传和介绍苏联援助、展现中苏友谊为主的各类小册子。（如《苏联专家在中国》（西南中苏友好协会1952年编印）；上海市中苏友好协会编：《苏联对我国工业化的援助》（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杨英杰：《苏联对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援助》（财政经济出版社1956年版）；《感谢苏联对我区建设的伟大援助》（内蒙古自治区中苏友好协会1957年编印）、《十年来苏联援助在河南》（河南省中苏友好协会1959年编印）等。）后来，由于受到中苏关系破裂及意识形态争论的影响，国内对苏联援华这段历史讳莫如深。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苏联解体及中俄关系的发展，中苏关系史逐渐成为国际关系史、新中国外交史研究的热点，苏联对华援助作为中苏关系史的一部分也得到了学界的关注。特别是随着大量中苏档案解密以及众多苏联对华援助亲历者的回忆录（文章）相继问世，苏联对华援助研究从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发展。

　　首先，从研究广度看，在中苏关系史研究的通论性著作中基本都涉及苏联对华援助，如孔寒冰的《走出苏联：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发展的影响》［1］、沈志华的《中苏关系史纲》［2］等，从不同角度考察了中苏两党、两国从合作到破裂的曲折历程，为分析苏联对华援助提供了大的历史背景，但其中对苏联援华情况或仅进行简要的概括性记述或只集中笔墨于某一具体领域的援助。

　　其次，从研究深度看，一方面对苏联经济援助的研究持续深入，如对“156项”工程具体项目进行个案追踪，对经济援助的背景、成效进行深入剖析和评价等；另一方面，对援助历史细节的挖掘取得一定的进展，如援助谈判的曲折过程、苏联对中国“一五”和“二五”计划编制的建议、聘请苏联专家及专家在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等。

　　总体而言，国内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前对苏联援华这段历史曾经历了从全面肯定、大力宣传到批判为主或避而不谈的过程。苏联解体后，虽然相关研究逐渐趋于客观，但学术界的研究要么是把它作为中苏关系史中的一个问题，散见于对中苏两国关系研究之侧，出于逻辑关系考虑而略微提及；要么是把它分解为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和派遣专家、接收留学生等范围相对狭窄的问题，拘泥于援助的某一具体阶段、某一具体领域或某一行业，从而导致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在系统性和全面性上仍显不足。

　　在国外有关苏联对新中国援助问题的研究上，较早给予学术关注的是苏联（俄罗斯）的学者。基谢廖夫利用苏联科学院的档案材料于1960年发表《中苏科学交流》［3］一文，对中苏科学院系统在1949～1960年间的交流情况作了简要梳理。克罗契科在《一位苏联科学家在中国》［4］一书中，描述了其作为援华科学家于1958年和1960年两度来华工作的经历与见闻。费拉多夫在《1949～1966年苏联对中国科学技术援助的经济评估》［5］一书中，对苏联提供的科技援助与中国经济发展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认为苏联的技术援助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斯拉特科夫斯基在1977年所著的《苏联与中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史（1919～1974）》及1979年所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交通、贸易和财政（1949～1975）》两本书［6］中，通过对中国国民经济发展数据进行分析，论证了苏联援助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

　　扎捷尔斯卡娅在其博士论文《苏联专家与中国军事工业之形成（1949～1960）》［7］中，较系统地分析了苏联专家对中国国防工业技术发展所做的贡献。在《苏联从中国召回专家的原因及后果》［8］一文中，扎捷尔斯卡娅对1960年苏联单方面撤走全部在华专家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撤走苏联专家是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中苏关系亲历者库里克在其所著的《苏中分裂：缘起与结果》［9］一书中，对20世纪50～60年代中苏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主要问题进行了逐一回顾，为研究中苏援助关系的演变提供了时代背景。鲍里索夫和科洛斯科夫合著的《苏中关系（1945～1980）》［10］一书简要梳理了50年代苏联援助中国的主要举措及出现的问题，相关论述侧重于表达苏联援助对中国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因该书利用苏联官方保存的大量档案资料，且作者曾任苏共中央联络部第一副部长，使书中观点具有一定的官方性质，但因意识形态对抗的需要导致研究的客观性有所不足。尽管围绕苏联援华问题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总的来看，当前俄罗斯学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并不深入，其中一部分原因是近些年俄罗斯科研人员构成及科研经费不足所致。

　　除上述研究成果外，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和地区事务研究院博士后马薏莉在《两个革命之间：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1948～1966）》［11］一文中，重点分析了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与苏联各级机构及人员的直接互动，从个体层面考察该时期的中苏关系。托马斯·P·伯恩斯坦等主编的《中国向苏联学习：1949年至今》［12］一书针对苏联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关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影响进行了概述。2008年初版、2010年再版的加拿大学者吕德量所著的《中苏关系破裂：共产主义世界的冷战》［13］一书，对中苏关系从友好走向破裂过程中的经济合作、政党关系变化进行了梳理。

二、苏联对华援助研究的分类

　　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多以援助的不同领域为界，大致可做如下分类：

　　（一）以“一五”计划和“156项”工程为重点的经济援助研究

　　董志凯、吴江所著《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156项建设研究（1950～2000）》［14］一书从经济史研究的视角出发，对苏联援建“156项”工程背景、项目确立过程及效益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论述和追踪，客观分析了在当时的经济体制下，“156项”工程建设对国家工业发展的历史意义及其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沈志华在《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1948～1953》［15］和《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16］两部专著中对苏联给予中国的经济、技术援助进行了梳理，并对援华贷款作了统计和分析。对较有代表性的工业援建项目进行个案分析及针对国民经济中某一具体行业的援助情况进行概述是当前研究的重点（如邱成岭的《包头钢铁基地的创建与苏联的援助》（《中国科技史料》2004年第2期）；张柏春、张久春、姚芳的《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建第一汽车制造厂概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储峰的《苏联对中国国防科技工业的援建（1949～1960）》（《冷战国际史研究》2007年第1期）；张翼鹏的《1954年苏联对华援助15项工业企业项目之缘起问题的再探讨》（《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6期）；孙璐的《苏联对中国“一五”计划经济速度设定的影响》（《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5期）；周洪涛的《浅谈苏联对中国航空工业的技术援助——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在伟建厂的活动简析》（《西伯利亚研究》2006年第6期）；等等。），此类研究着重从新中国工业化的角度审视项目的作用与意义。

　　（二）围绕教育制度改革、创建新型高校展开的教育援助研究

　　中国对苏联先进教育经验的系统性学习包含了从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政策到各大中小学校的课程等各环节。其中，对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改造哈尔滨工业大学、创办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研究集中反映了苏联在建设新型高校方面对中国的援助。（ 如耿化敏、董航的《1950～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俄文学习运动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2期）；吴惠凡、刘向兵的《苏联专家与中国人民大学学科地位的形成——1950～1957年苏联专家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工作与贡献》（《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赵阳辉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筹建与苏联援助（1952～1953）》（《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哈军工与哈工大之关系及其他（1952～1954）——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档案为主》（《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和《苏联对中国海军技术教育的援助——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海军工程系为例（1952～1956年）》（《中国科技史杂志》2006年第1期）；杨爱华、胡新和的《苏联援助与新中国军事工程教育的开端——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为例》（《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2010年第1期）；等等。）围绕中国教育体制改革中的苏联因素、苏联教学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传播进行的探讨，集中反映了苏联援助对中国教育事业产生的影响。（相关研究成果有：谢雪峰的《从全面学苏到自主选择——中国高等教育与苏联模式》（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顾明远的《论苏联教育理论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赵京的《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教学改革中学习苏联问题的认识》（《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2期）；洪认清的《20世纪50年代苏联历史教学理论和方法在中国的传播》（《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3期）；等等。）赴苏中国留学生的回忆录及相关文章勾勒出1951～1966年间中国向苏联派遣留学生的肇始与终结的全过程。其中，基于留学生个人回忆记述的史实为研究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素材。（如西安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的《祖国在我身边——老留学生忆留学专辑》（陕西出版社1990年版）；朱训主编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忆留苏岁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和《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难忘峥嵘岁月》（中国计量出版社1999年版）；单钢、王英辉的《岁月无痕——中国留苏群体纪实》（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姚芳的《20世纪50年代留学苏联——孙和生先生访谈录》（《中国科技史料》2002年第2期）；马淑英的《留苏岁月》（《中国核工业》2012年第12期）；等等。）相关历史考察性的文章和专著对留苏工作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分析与评价。（如周尚文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留苏潮述评》（《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年第10期）；杨爱华的《1950年代留苏军事学生的群体分析》（《自然辩证法通讯》2013年第1期）、李涛的《关于建国初期赴苏留学生派遣工作的历史考察》（《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游览的《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见证者——20世纪60年代中国留苏学生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0期）；白冰、刘寒的《1950年代留苏生的派出——中苏关系的另一面》（《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等等。）丁晓禾主编的《中国百年留学全记录》［17］涉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留苏运动的内容较丰富，但由于缺乏原始档案材料使其客观性稍显不足。李滔主编的《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18］一书中有比较系统的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留苏档案资料，但是部分档案资料经过编辑简略，难见全貌。

　　（三）以中苏科技合作协定的签订与落实为主的科技援助研究

　　有关技术援助的研究多散见于工业援建项目的相关论述中，其中宋超的《新中国初期对苏联农业机械技术引进特点与绩效》［19］一文，根据档案和史志资料较为系统地探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引进苏联农业机械技术的路径、内容特点与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过程。张柏春等著的《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20］一书，从技术转移角度出发，采取宏观描述和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分析了苏联技术对中国技术发展的促进作用，探讨了苏联技术模式给中国工业体制、技术发展模式和技术教育模式带来的深远影响。其研究对反思中国当代科学技术体制存在的一些问题提供了启迪。

　　（四）以军事技术装备及核武器研发为主的军事援助研究

　　相关研究重点围绕新中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的目标，对中国从苏联引进国防工业技术及文献资料的过程进行了回顾。潘正祥在《50年代苏联对华的军事援助》［21］一文中从出售武器装备、提供技术资料和派遣军事人员三方面梳理了苏联军事援助的过程，认为苏联的援助使中国的武器装备水平和国防科技水平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大幅度的提高。研究者对核技术领域的援助给予了较高的关注，对核技术援助的确立与实施、援助由核技术转向核工业体系建设的过程进行了论述，对苏联援助在中国原子能事业建设和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给予了客观评价，并着重分析核技术供给与两国关系的互动，以期从中透视援助与国家关系的联动性变化。此外，苏联在抗美援朝期间提供的军事援助、对中国海军建设的援助也得到了一定的关注。（如戴超武的《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5期）；沈志华的《援助与限制：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1949～1960）》（《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储峰的《苏联对中国国防科技工业的援建（1949～1960）》（《冷战国际史研究》2007年第1期）；孙丽、孙大为的《苏联对中国核技术援助探析》（《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年第5期）；杨爱华、刘一鸣的《苏联对中国海军实施技术援助探微（1949～1960）》（《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年第11期）；王亚志回忆，沈志华、李丹慧整理的《回顾与思考——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若干问题》（《国际政治研究》2003年第4期、2004年第1～4期、2005年第1期）；唐蕊的《周恩来与争取抗美援朝战争的苏联援助述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个人课题成果集2015年》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薛海玲的《朝鲜战争中苏联对华军事援助探析》（《军事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等等。）总的来看，军事领域的援助研究相对滞后，研究成果尚不丰富。

　　（五）其他领域的援助研究

　　派遣专家（顾问）是苏联援华的重要方式之一。罗时叙撰写的《由蜜月到反目：苏联专家在中国》［22］一书描绘了在华苏联专家的故事。该书虽贴近纪实文学的范畴，但由于作者参考了部分俄罗斯档案及大量中方公开出版物，使得该书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沈志华所著《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23］一书较为全面地描述了苏联专家在华工作和生活的基本状况，分析了苏联专家对中国政治、经济带来的作用与影响。《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20］一书则对科技领域的专家工作进行了专门评述。历史当事人回忆性质的文章对苏联专家的工作情况增添了很多细节描述。（如安琪的《第一批苏联专家来华始末——访翻译家师哲》（《国际人才交流》1989年第1期）；欧阳凡、胡扬的《前苏联援华专家组长阿尔希波夫》（《国际人才交流》1994年第5期）；朱佳木的《追忆陈云同志与阿尔希波夫交往的一段往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等等。）已有研究还对新中国城市规划建设中的苏联援助进行了分析，重点考察了西安、成都、包头、兰州等地的规划与编制工作。（如李浩、胡文娜的《苏联专家对新中国城市规划工作的帮助——以西安市首轮总规的专家谈话记录为解析对象》（《城市规划》2015年第7期）；李浩的《苏联专家对“一五”时期包头市规划编制工作的技术援助》（《北京规划建设》2016年第2期）；李百浩、彭秀涛、黄立的《中国现代新兴工业城市规划的历史研究——以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心》（《城市规划学刊》2006年第4期）；等等。）此外，有关中苏援助谈判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一定进展。（如陈志凌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商谈对华经济援助问题纪事》（《中共党史资料》第43辑）；袁宝华的《赴苏联谈判的日日夜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期）；沈志华的《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刘荣刚的《“二五”时期苏联援华成套设备项目谈判及执行情况》（《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1期）；等等。）

三、研究中涉及的三个主要问题

　　（一）苏联对华援助的动因分析

　　在苏联援华动因上，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第一，对华援助是苏联实施对华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周弘等在《外援在中国》一书中提出，主导对华援助的一个主要动机是苏联出于对自身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的维护。苏联对华援助是一种典型的外交行为，它服务于苏联的外交战略，随着苏联对外政策的变动而变动。［24］有研究者从结构主义角度分析，认为苏联对华援助具有体系行为的特征，对华提供援助是出于维系以苏联为霸权国的社会主义阵营系统的正常运转。［25］另有观点分析了援助与国家关系的联动性，提出苏联对华援助作为中苏经济联系的主要方式，是苏联借以实现其国内外政治目标的工具，是一种明显的经济关系政治化现象。［26］第二，苏联对华援助是中国为谋求独立自主而主动实施的战略行为，是中国争取自力更生的一个必要的步骤。学界对这一观点的分析基本援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有关倒向苏联和苏联援助对新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的讲话，即“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的巩固也是一样，帝国主义是要消灭我们的，没有各国无产阶级，首先是苏联的援助，巩固是不可能的”［27］。第三，将苏联对华援助视为中苏意识形态一致性的自然结果，视为中苏军事、政治同盟的必然产物，即“一边倒”战略使然。［28］

　　笔者认为，苏联对华援助与新中国许多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紧密相连，对援助缘起的探讨需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从中苏两方面来考察，偏废任何一方都是不客观的。于中国而言，近代民族民主运动的历程、积贫积弱的社会实际以及帝国主义对华封锁遏制的现实压力，均促使新中国选择“以苏为鉴”的社会主义前进方向，选择“一边倒”的外交战略，选择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发展战略，以期在人民解放、民族独立的基础上，争取早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维护和巩固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特别是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通过自身努力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世界工业强国，为新中国提供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其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主义建设经验都成了新中国学习和借鉴的对象。于苏联而言，中苏在共产主义信仰和意识形态上的同一性是援助意向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础。在东西方阵营对抗日益激烈、美苏冲突或将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援助新中国，无论从苏联自身安全利益着眼，还是从维护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力量出发都是十分必要的。正如斯大林所言：“若是社会主义在中国也取得胜利，我们两国走一条道路，那么社会主义在世界的胜利就可以认为是有保证的，我们就不会受到任何偶发事件的威胁。因此，我们要不惜人力和财力援助中国共产党人”［29］。考察新中国成立前夕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行为及援助意愿可知，做出全面援助新中国的决定对苏联而言并非一蹴而就。苏联在远东地区维护其雅尔塔体制下的既得利益、在实施对华援助过程中提出的贷款附加条件、对尖端技术援助的迟疑与保留等，均彰显出其对自身安全与利益的诸多维护。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国家利益两方面出发探究苏联对华援助的动因，可以说是民族利己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混合的结果。

　　（二）苏联对华援助对新中国政治、经济等方面产生的影响

　　1.苏联援助与中国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 苏联对华援助对于中国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用较短时间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无疑起到过促进作用。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这一援助在这方面的影响要么很少研究和宣传，要么讲负面问题和消极影响比较多，以致人们缺少对它全面、准确的了解。朱佳木认为，中国共产党做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客观上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从苏联方面得到了援助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承诺。［30］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既是为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需要，也是出于对苏联援助承诺的回应。

　　2.苏联援助与大规模学习苏联的运动及“以苏为鉴” 在争取苏联对华援助的同时，中国发起向苏联学习的运动，推动中苏在政治、经济及文化制度等各方面的“对接”。然而，在接受苏联援助及学习苏联过程中出现的某种程度的盲目性和照搬照抄现象引发了诸多问题，例如，效仿苏联建立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引发了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起到一定限制作用；各项建设事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急于求成倾向；对苏联的经验采取机械照搬的教条主义做法；接受苏联援助无形中强化了在国家建设中的非此即彼，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思维，导致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盲目排斥西方的倾向等。

　　对上述问题的产生，学界看法不一。有学者提出这是源自苏联模式自身的固有缺陷，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出于中国方面经济与技术落后、认识水平的局限，不能将其一概视为苏联援助的消极影响。事实上，中国在处理学习苏联与独立自主、自主创新的关系上存在失误。过度强调向苏联学习，对苏联经验缺乏足够的分析，进而在一定范围内造成了照搬苏联经验的局面，阻碍了自身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而在“大跃进”时期，中国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排斥苏联的很多有益经验。笔者认为，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来区分援助工作中的问题及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十分必要的，特别是应将援助工作中的问题与取得的成就相结合，以得出客观、辩证的结论。

　　3.中国为获取援助付出的代价 现有研究中涉及中国为获取援助付出的代价方面的论述较少。事实上，新中国对苏联援助的需求虽然迫切，但自始至终都体现了民族独立和在国家间寻求公平、平等的原则。［24］（p.61）在争取苏联援助之初，中国方面就言明不会要求无偿的援助。因此，中国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和苏联所需，向苏联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农副产品和战略物资，以偿付苏联援助的设备、原料及贷款等。目前除橡胶供给问题外，中国给付苏联物资的研究还不多见。此外，研究者对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政府对华“逼债”问题进行了辨析。有研究者指出，目前尚未发现苏方有关于追中国还债的历史文献记载。［31］郑建明则认为，不存在“逼债”一说，是中苏关系的恶化激发了中国自力更生、尽快偿还外债的情绪。［32］王玉贵认为，“逼债”一说事出有因，但偿还欠债并没有在实质上加重当时中国的经济困难程度。［33］史云在分析中国欠债数额及欠款来源的基础上，提出苏联确有“逼债”情况，加之不合理、不平等历史因素的影响，最终使中国人对“逼债”产生强烈反应。［34］显然，这方面研究的加强有助于厘清基本史实，并使苏联对华援助研究更趋全面、客观。

　　4.苏联援助与新中国对外关系研究 现有研究更多的是考察苏联援助与中国内政（主要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给予苏联援助与中国对外关系的关注较少。学界普遍认同，“一边倒”战略的确立同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直接对立相关，而对于“一边倒”战略与苏联承诺对华大规模援助的关系分析不足。在笔者看来，新中国从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获得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所急需的各种援助，一方面有助于打破西方国家对华封锁、禁运政策，另一方面也强化了中国的“一边倒”战略，缩小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回旋余地。而苏联援助的中止使维系中苏同盟的经济基础和民意基础遭到严重削弱，明显影响了中国对于中苏关系的判断，继而推动中国外交战略的转向。中苏关系的恶化、破裂及走向全面对抗，是彼时中国外交所遭遇的最严峻的冲击和挑战，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其后一段时间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走向，因此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分析。

　　5.苏联对华援助的历史地位问题 不可否认，苏联援助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中国人民能够“在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和最新技术成就的努力之下，逐步地建立起自己的强大的重工业，这对于中国工业化、使中国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壮大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都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苏联给予中国人民的兄弟般的帮助，乃是中国经济迅速恢复和走上有计划建设道路的重要因素”［35］。唐艳艳认为，从苏联引进的“156项”工程是中国半个多世纪数次技术引进工作中取得效果最好的一次，这些项目不仅帮助中国建立起工业体系的雏形，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36］沈志华认为，苏联对中国大规模的经济援助以及在此基础上中国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是中苏同盟得以形成及巩固的经济基础。［37］朱佳木从历史机遇的角度提出，争取到苏联这个先进工业国的全面援助，实现向社会主义的提前过渡，使中华民族实现自身历史上的第一次跨越式发展，是新中国抓住的第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38］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苏联对华大规模全面援助，在中国当代史上的影响是极为重大而深远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援助的复杂性，长期以来对这段历史未能给予全面、客观的评价，使人们缺乏对于这段历史的了解，也使很多错误观点广泛存在。因此，应给予苏联援华历史以全面、客观、科学的评价，这不仅有助于澄清一些错误观点，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也符合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和把握事物的客观规律，体现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精神。

　　（三）苏联援助中止的原因

　　有关苏联援助中止的原因，大致有以下观点：一是以压促变。沈志华认为，苏联撤走专家的真正原因和目的是，在中苏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分歧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对中共的“顽固不化”恼羞成怒，试图以此迫使中共承认错误，放弃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向莫斯科屈服。所谓对专家本人的态度及他们在中国的工作条件恶化只是借口而已。［23］（p.318）赫鲁晓夫在撤走专家问题上给出的是一个“相当站不住脚的、含糊其词的理由”［39］。二是党际矛盾向国家关系延伸。“这是把党的原则上不同的意见、理论思想上的一些争论引到两个兄弟国家的关系上来了，是一件极不正常的事，违背原则的事情”［40］。俄国学者库里克认为，撤走专家并非是出于需要，而是赫鲁晓夫的毫无理智的行为，这给中苏关系造成了重大的损失，甚至成为中苏分裂的重要原因。［41］

　　围绕援助的中止，中苏曾各执一词。事实上，争论的焦点并非苏联中止援助的行为本身，确切地说是援助终结的方式。采取突然地、单方面发布照会的方式来中止大规模援助，这在一般国际关系中是罕见的，更何况中苏两国是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对援助中止原因及所采取的方式的探究有助于深入地考察中苏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双边关系的演变。

四、关于苏联对华援助研究的若干思考

　　如上所述，苏联对华援助研究经过多年积累已取得重大进展，但从总体上看，该研究仍存在诸多问题，有必要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拓宽、深入和完善。

　　第一，现有研究过于单一，缺少全面系统、融会贯通的论述。一是研究领域单一，或侧重于经济史，或侧重于外交史，或侧重于科技史，条块分割严重，缺乏整体性。苏联对华援助涵盖了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等各领域和各部门，如果从整体上加以研究，更有助于透视苏联对华援助和新中国各项事业的起步与发展历程，有助于完整记述苏联援华这段史实。二是研究方法单一。苏联对华援助的过程既是一个经济过程，也是一个政治过程、文化过程；既属于经济史研究范畴，也属于政治史、国际关系史研究范畴。因此，在研究该问题时，应该打破学科壁垒，尽可能综合运用各学科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全面、系统地分析。

　　第二，苏联对华援助研究的创新性有待加强。在众多相关研究成果中，有大量成果存在重复现象，缺乏创新。苏联对华援助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和挖掘。例如，如何评估苏联援华的经济成本，中国在接受援助过程中付出的政治代价，“全面学习苏联”、“以苏为鉴”、“大跃进”及中苏关系恶化对援助关系的影响，苏联对华援助中的“美国因素”，等等。

　　第三，比较研究缺位。将有一定关联的历史现象和概念进行比较对照，判断异同、分析缘由，才能深入地认识和把握历史现象的本质和特点，这是从唯物史观出发分析历史事物的常用而又行之有效的方法。苏联对华援助与两大阵营对抗、两极格局形成及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密切相关。苏联在对华援助的同时，也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及东欧民主主义国家提供援助，分析其异同点，比较研究两者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应是开展苏联对华援助课题的应有之义。

　　第四，苏联对华援助研究应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性。“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苏联对华援助虽已尘埃落定，但加强苏联对华援助研究对当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其历史意义在于通过研究苏联对华援助，有助于认清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艰辛历程，有助于认清中苏关系跌宕起伏的历史过程和本质特征，有助于深刻把握争取外援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致力于自身发展的同时，始终坚持向经济困难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通过研究苏联对华援助，及时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教训，将有助于推动中国对外援助事业的理性发展。

　　第五，加强史料搜集、挖掘和整理工作。目前，尽管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档案馆都还保留着一定数量的涉及苏联援华的项目档案。但由于援助涉及范围广、领域多、持续时间长，大量档案资料分散且庞杂，因此必须要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对现有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另外，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虽大都健在，但多年事已高，他们的口述资料也应该抓紧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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