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也随之翻开了新的一页。作为新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的出版事业成为人民共和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在党和人民政府的主导下，北京逐步确立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人民共和国的出版体制，并成为国家出版体制构建的基础，以后各省陆续成立的国有化出版机构，都是按照北京的模式组建的。更重要的是这一全新出版体制的确立，对广大民众的阅读生活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有力地促进了全民族文化素养的提高。
本文所说的北京当代出版体制的确立，是指从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到1956年图书出版行业社会主义公私合营改造这一历史阶段，党和政府在出版领域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出版管理、出版运行体制的构建过程。这一历程虽然只有短短六七年的光景，但北京的出版格局、发行体制从接管官僚资本出版机构、国营私营出版并存到出版行业完全成为国家统一管理的舆论宣传阵地，发生了本质的改变。这一变化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倡导新思想新风尚的大众图书的出版发行，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组织力量，使中国数千年来阅读只是极少数知识分子精英的文化享受逐步转变为广大民众广泛参与下的普及阅读。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促进新中国文化发展，提高人民的知识水平、思想认识水平和丰富民众的阅读生活，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也体现出广大民众获得了更大的民主权利。因此，探讨和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当代出版体制的确立对民众阅读的影响，从当代图书出版、流通体制的构建与广大民众阅读生活的改变，勾画人民共和国60余年文化的发展历史，对我们深入研究当代出版史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人民政府对北京出版机构的接管
北京作为文化古都，在历史上是图书消费的重要城市，正如明代胡应麟在其《少室山房笔丛》中所述：“今海内书，凡聚书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燕市”即今天的北京。）但从元、明、清到近代，北京始终都不是出版中心。以新中国成立之前全国的出版量来看，1949年前北京出版机构的出版量仅占全国总出版量的6%，上海则占全国总出版量的35%左右。1949年后这种局面被彻底扭转。从1949年到1994年，全国共出版图书77.8万种，其中北京为27.9万种，占出版种数的35.86%；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今，北京出版机构的数量一直占全国出版机构数量的40%以上。［1］由此可见，当代北京的出版形态已经展现出全国出版中心的地位，具有高度的代表性，而这一格局恰恰是在1949～1956年间形成的。
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北京的出版机构基本上分三大类：一是国民党或官僚买办经营的出版机构以及众多的私营出版社；二是根据新中国出版工作需要新成立的国有出版社；三是由其他地区迁移到北京，充实北京的出版力量。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开始接管国民党旧政权的各个机构。早在1948年12月，中共中央及华北局即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叶剑英任军管会主任。军管会下设机构中专门设有文化接管委员会，钱俊瑞、沙可夫分任正、副主任，委员有陈微明、马彦祥、李伯钊、艾青、光未然、尹达、徐迈进、张宗麟、范长江、侯俊岩、田汉、胡愈之、吴晗、楚图南、翦伯赞、周建人、安娥等。［2］文化接管委员会下设新闻出版部出版处，专门负责接管北平旧有图书出版机构和国民党控制的书店，同时也负责筹建新的图书出版发行管理机构。［3］
1949年初，北平有各类出版社208家，其中属于国民党系统的出版机构（国民党系统的出版机构是指由国民党直接控制的出版社或者其在北平的分社，如正中书局北平总分局、独立出版社、中国文化服务北平分社、红蓝出版社等。以正中书局为例。它是1931年由陈立夫倡导成立的，隶属国民党中宣部。作为国民党的官方出版机构，正中书局成立后陆续在全国一些大城市中设立分局，北京总分局就是其设立在北方地区最大的分局，其办公地点在王府井8号。1949年被接管时其经理吴尊明，曾任国民党安徽省省党部委员、国民党青岛市市党部宣传部长、国民党中宣部编审处编审等要职。）12家、官僚资本控制的出版社1家、私营的出版社114家、公营出版单位〖ZW（B，7〗〖KG*2〗公营出版单位主要是指由文化机构、科研机构以及大学等开办的出版社，如北京大学出版社、燕京大学出版社、文化学社等。〖ZW）〗81家。［4］对这些出版机构，党和新政权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1948年12月，中共中央在《对新区出版事业的政策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中指出：“没收国民党反动派的出版机关。凡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地方政府下的各机关、各反动党派（如国民党各个反动派系、青年党、民社党等）与特务机关所主办的图书出版机关，连同其书籍、资财、印刷所等，一律没收。如正中书局、中国文化服务社、独立出版社、拔提书店、青年书店、兵学书店等，均属此类。”［5］根据上述政策的要求，1949年2月初，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新闻出版部徐迈进、万启盈、卢鸣谷等以东北书店为主的接管人员接管了正中书局北平总分局、原属国民党中宣部的独立出版社，终止了其全部出版业务，没收了这两家出版社在王府井大街上的门面房，并在此基础上组建新华书店第一门市部。与此同时，对原国民党政权所属出版机构的印刷厂等也一并接受，并迅速恢复生产。随后，文化接管委员会新闻出版部接管了其他国民党出版机构和官僚资本控制的世界书局北平分局（世界书局1917年由浙江绍兴人沈知方开办，1921年改为股份公司，下设编辑所、发行所和印刷所，1921年后陆续在全国各地设立了30余处分局。1946年1月，李石曾担任世界书局总经理。李石曾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总统府资政等职，他主持世界书局以后开始大量吸纳官僚资本进入世界书局，也正是这个原因，1950年3月华北新华书店会同北京新闻出版处将该书局北京分局接收。）
对于北京的其他私营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在进城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采取了允许和支持其出版经营活动的做法。当时的114家私营出版社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上海著名出版社在北平设立的分支出版机构，如中华书局北平分局、商务印书馆北平分馆等；二是在北平的教学科研单位下属的出版机构；三是私人开办的小型出版社；四是书店兼营出版的店铺。对这些私营出版机构，党采取的政策是：“民营及非全部官僚资本所经营的书店，不接收，仍准继续营业，如开明、世界、北新等书店属之。商务印书馆及中华书局，也属此类。其中官僚资本应予没收者，须经详细调查确实报告中央，再行处理。”“凡允许继续营业的书店，其书籍暂任其自由发卖，不加审查。如出版教科书者，则劝告他们自行停售党义公民等教科书，及自己修改有关政治的教科书（如历史）。”考虑到确实存在一些民营出版机构仅是挂着国民党官办的名称这一情况，《暂行规定》还特别强调：“如有民营书店之借用上列牌号者，则应在处理上加以区别。”［5］
尽管采用了上述措施，但仍有一些私营出版机构因各种原因难以为继，到1949年10月，先后有30家私营出版社关门歇业，其中一些转行改做别的生意。像前门劝业场的宝成斋、琉璃厂东街257号的上海锦章书局北平分局、西单北大街248号的东方书店、西单北大街198号的知行书店、崇文门内的新实书店、东安市场畅观楼的东华书店、东安市场桂铭商场的华英书社等，均改为经营文化用品或销售零本图书，不再具备出版图书的能力。还有一些确实无法经营下去而主动歇业的，像打磨厂65号的致文堂、西安门大街49号的佛学书局和曲园出版社等。到1950年上半年又陆续有40家私营出版社关门歇业或与其他书店、文化用品商店合并。
鉴于当时北京私营出版机构的特殊情况，1949年10月，在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在《共同纲领》的原则之下，私营出版社还是有事可做的。他还在出版委员会举办的业务培训班讲话时谈到：“现在全国的出版业我们占五分之一，私人占五分之四。我们公营出版业应该去领导他们，把他们团结到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里来，给他们有适当的利润，要和他们合作。”［6］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中宣部出版委员会对私营出版机构和私营书店给予了一定的扶植和帮助，从1949年到1951年，北京一般的教科书和一部分读物仍然由私营出版社出版，而全市的书店中私营的销售比例还占有很重要的分量。应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刚刚接管旧政权的特殊阶段，特别是在直接领导的出版机构整体力量不足的状态下，对北京私营出版机构进行团结和必要的扶持，鼓励他们开展业务，这对于稳定局面、保持民众对图书特别是文教图书的需要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北京当代出版体制的构建和发展
随着新中国人民政府的成立，各政府机构迅速组建，人民政权的管理职能开始发挥作用。人民解放军刚刚进入北平的时候，中央就开始筹划组建管理全国出版行业的领导机构。1949年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在北平成立，主任黄洛峰，办公地点在北平司法部街75号。出版委员会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出版事业的管理机关，又是组织出版图书的生产部门，是一个在特殊的历史阶段形成的临时性机构。它一方面承担着向迅速扩大的革命队伍特别是干部队伍提供政治理论学习文件、图书的供应任务，还肩负着向全国新解放区的民众提供课本、供应宣传共产党政策读物的任务。另一方面，出版委员会还承担着对北平国民党旧政权的出版机构进行接管，对私营出版机构进行团结、帮助和指导的任务。同时，还负责着手建立新的国有出版发行机构的任务。11月，出版委员会随着出版总署的成立改组为出版总署出版局。［6］（p.20）
面对快速发展的国内形势，作为新政权必然要考虑在思想文化领域加强对广大民众的教育和引导问题。新中国的成立，新时代的开启，都需要有足够的图书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用新思想、新文化来积极引导更多的民众。这一切都需要出版机构来配合完成为广大民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读物的工作。但是，仅依靠接管的国民党出版机构和北京城内的私营出版社，根本无法满足新社会的图书需求，特别是无法保障出版物在思想上、出版导向以及出版内容上与党的方针政策保持一致。因此，强化人民政府的出版管控能力，构建新的出版运行体制，快速发展自己的出版机构，是党和人民政府亟待解决的重要任务。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解放区，具体的出版工作和相关业务均由新华书店承担。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0月3～19日，中宣部出版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不仅确定了全国新华书店系统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的运行体制，也明确了新华书店系统内出版、印刷、发行三大专业领域的工作方向和专业分工，对全国出版管理和出版运行提出了规范性要求。毛泽东主席还专门为会议题写了“认真做好出版工作”的题词。［1］(p.590)随后，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成立。出版总署是在中宣部出版工作委员会、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所属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原新华书店编辑部三个机构基础上成立的，负责统一领导全国的出版事业。［7］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管理行政机构的建立，对新中国出版事业的领导和管理提供了有效的组织保障。
为了促进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发展，中宣部、出版总署开始着手对出版运行体制进行调整，并首先在北京开始实施。中国的出版体制是在数千年历史演变中自然形成的，在古代通常是刊印、流通一体，并未对出版、发行、印刷行业进行清晰的划分。若从刊刻图书者划分，则分官刻、私刻、坊刻三大类型，而这些刊刻者也往往是图书的流通者。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印刷技术的传入，印刷专业的行业特征开始显现，逐步有了出版、印刷、发行三个专业划分的雏形。但是从出版业的整体运行来看，出版、印刷、发行三个专业往往被集中在一个出版运营商手中，这种模式在民国时期的官营出版机构中表现得非常突出。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构建新的出版运行模式，并没有现成的经验，只能参照苏联模式。1950年10月28日，出版总署发布《关于国营书刊印刷发行企业分工专业化调整公私关系的决定》，将原由新华书店管理的印刷业务单独划分出来，原新华书店总管理处改组为新华书店总店，出版部改组为人民出版社，同时成立独立经营的新华印刷厂。这一调整使原新华书店总管理处变为新华书店总店、人民出版社、新华印刷厂三个独立运行的机构，直属出版总署统一领导。［8］其后，各地按照出版、发行、印刷三家分立模式对所属出版社、书店、印刷厂进行调整。这次对出版行业进行的全方位调整，确立了新中国当代出版体制的基本运行模式，成为新中国出版事业发展的基本标志。
随着新中国全新的出版体制的确立，党和人民政府直接领导的出版力量得到进一步强化，中央各部委、人民解放军、各高等院校、各人民团体和地方人民政府纷纷组建新的国营出版社。
事实上，在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党和人民政权就十分注意发挥由我们直接领导的出版机构的作用。1949年2月，中宣部出版委员会就组织华北解放区领导的华北新华书店、私营的三联书店以及私营的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北新书局等在北平的分支机构共同出资组建华北联合出版社，董事长为史育才、经理为薛迪畅。［1］(p.598)华北联合出版社主要承担编辑出版中小学教科书的任务，对保障教科书的供应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年3月，全国总工会就开始组建由赵树理为社长的工人出版社。与其成立时间差不多的还有从解放区迁到北京的解放军出版社，它的前身是1948年6月成立的军委四局。1950年12月，原新华书店出版部经过一段筹备后，与胡愈之1934年创办于上海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合并，组建成立了人民出版社，我党著名的理论家胡绳担任该社第一任社长、总编辑。1951年3月，承担出版古今中外文学类图书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由著名文学家冯雪峰任社长兼总编。同年9月，由萨空了担任首任社长的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
除了新创立的出版单位之外，中央还将各地一部分具有悠久历史和一定特色的出版机构迁到北京。这样一方面加强了首都的出版力量，另一方面也在迁京过程中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和重组，并提前对部分私营出版机构进行了公私合营的改造。1949年5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从香港迁到北京，这是迁到北京的第一家私营出版社。在全国人民解放战争开始进入战略性进攻的1948年6月，周恩来就预见到全国胜利后将对出版工作有着极为迫切的需求。6月6日，周恩来通过在香港的章汉夫转告三联书店负责人：“即将三联工作人员及编辑人员主力逐渐转来解放区，资本亦尽可能转来”［9］。此后，三联书店负责人陆续将骨干力量分批经水路、陆路送到解放区。1954年，拥有一定出版优势的中华书局从上海迁到北京。中华书局是1912年由近代著名教育思想家、出版家陆费逵在上海创立的私营出版社，1954年5月，中华书局在实行公私合营后总公司由上海迁到北京，最初与财政经济出版社合并，办公处设在西总布胡同，分别用财政经济出版社和中华书局的不同名义出版财经类、农业类和文史类、俄文类图书等。次年，俄文类图书被转到时代出版社。1956年财经类图书被分别转到财政出版社和金融出版社出版。1957年古籍出版社也合并到中华书局，并迁到东总布胡同10号。1958年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指定中华书局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事机构。3月，文化部决定，中华书局作为专业的古籍出版社，负责整理出版中国文、史、哲古籍，并适当出版现代作者有关文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著作，这种出版格局一直延续到今天。1954年，中央将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迁到北京，出版总署1954年1月29日发出《关于商务印书馆全面公私合营改组为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会谈纪要》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筹备简则》两个文件，明确提出商务印书馆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内部为一个机构，一套账簿，对外则使用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两块招牌”。1957年初，商务印书馆单独开展出版工作，主要编译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编纂出版中外语文工具书以及研究著作、教材、普及读物等。［7］(p.34)
除了上述几家出版实力突出的私营出版机构陆续迁到北京外，中央还将部分条件比较好且历史上具有一定影响的私营出版机构调进北京，与新组建的出版机构合并，以充实国营出版机构力量。如1926年由章锡琛创办的开明书店与当时北京的青年出版社合并，组建中国青年出版社就是较为典型的一例。开明书店以其一贯倡导的积极向上的经营风格在青年读物领域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也形成了一定的影响。1949年，开明书店便派人到北京与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联系，商议开明书店公私合营等事项。1951年底，经过一年的准备，开明书店提前实行公私合营改造。1953年，为了加强青年读物的出版工作，团中央拟成立下属出版机构，由于开明书店创始人章锡琛与胡愈之、郑振铎等人的渊源关系，加之开明书店一贯的进步倾向，出版总署建议开明书店与当时的青年出版社合并，成立中国青年出版社，隶属于共青团中央。
从1949年初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党和中央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北京快速地集中了一批具有雄厚实力的出版机构，第一次在数量上和出版实力上形成了绝对优势，成为全国的出版中心。这一出版格局的变化一直延续到今天。而出版机构国营格局的形成，让图书生产更加集中地体现出新政权的思想文化意志，为向广大民众提供文化精神产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当代民众阅读新时代的开启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当时北京的图书出版量极为有限，出版类别也相对狭窄。1949年1～9月，北京的出版社所出图书仅为300余种。然而，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渴望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希望了解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仅仅依靠报纸解决不了全部问题。伴随着全国的解放，各地需要大批的干部，因此干部的理论培养也成为一个亟待加强的问题，这就需要为各级干部提供学习材料，而当时这方面的图书还十分有限。为此，党和人民政府充分利用自己的出版机构，组织出版了一大批宣传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反映新时代、新风尚的图书，及时满足了干部培养及广大民众的阅读需要，为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开展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1949年初，中宣部出版委员会组织出版了《干部必读》丛书，该丛书收录了12篇马列著作，分编为八卷，第一卷：《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第二卷：《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三卷：《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第四卷：《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第五、第六卷：《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第七卷：《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八卷：《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干部必读》丛书的出版发行，对当时党员干部学习马列主义，提高政治理论水平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逄先知曾经这样评价《干部必读》丛书的出版意义：“由毛泽东起名的《干部必读》……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一直是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材，从思想上武装了一代中国共产党人。”［10］此外，北京地区的国营出版机构还先后出版了政策丛书——《将革命进行到底》、《论解放区战场》、《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以及程今吾撰写的《青年修养》、艾思奇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大众哲学》、胡绳撰写的《怎样搞通思想方法》、周原冰的《青年修养漫谈》，于光远的《和青年朋友谈谈几个思想问题》、丁玲的《在前进的道路上》、曹孚撰写的《生活艺术》、《丰富人生》等一大批图书。这些图书的出版发行，让更多的年轻知识分子通过阅读充分认识和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为广大民众谋求福祉的政策主张，激发了他们参加新中国建设的积极性，这批图书也成为20世纪50年代初期青年人的热门读物。
1951年10月，《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第一卷的出版发行更是把阅读政治理论图书推向了一个高潮。最早出版的《毛选》是1944年7月由邓拓负责编纂，以晋察冀日报社编印的名义在河北省阜平县出版的《毛选》五卷本。这部书是中国出版史上第一次把毛泽东著作系统化的版本，是一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广为流传的版本。聂荣臻元帅曾经回忆道：“邓拓同志在抗战后期还编纂了《毛泽东选集》，这是全国第一本系统编选毛泽东同志著作的选读本，为传播毛泽东思想作出了贡献。”［11］之后，大连大众书店、哈尔滨东北书店等修订出版的几种《毛选》，都是在晋察冀日报社版本的基础上增订而成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决定出版新版《毛选》，并成立了“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委员会”，刘少奇任编辑委员会主任，毛泽东亲自参与了选集的编辑和校订工作。新版《毛选》1949年5月6日初步完成了编辑工作，6月中旬完成了三校并送毛泽东校订，该书由北京新华印刷厂承担印制工作。为了保证印制效果，还专门从上海订购了华丰造纸厂生产的专用纸张。经过两年多的努力，1951年10月12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的《毛选》第一卷正式对读者发行。当天一大早，王府井大街的新华书店前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读者翘首企盼早一点买到《毛选》第一卷。应该这样说，为购买一本图书而早早地在书店门口排队，这在北京市历史上还是首次，甚至可以视为开启北京当代民众读书生活的历史标志。
除了政治理论读物以外，充满新时代气息的文学图书也是民众尤其是青年读者颇为喜爱的读物。吴运铎的自述体小说《一切献给党》、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种谷记》、马烽和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老舍的《龙须沟》等文学作品受到了京城青年知识分子的喜爱。作为刚刚解放的北京城，读惯旧时代才子佳人小说的年轻一代被充满了生活气息的解放区作家的新作品所征服，新鲜的阅读体验给京城的民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据统计，1949～1954年，北京的出版社共出版社科类图书3692种，自然科学类图书3835种。［1］(p.359)从上述统计不难看出，与新中国成立时相比，这一时期的图书品种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为丰富广大民众的阅读生活提供了物质保障。
新中国成立之初，各项事业百废待兴，社会生产力低下、民众知识水平不高以及当时有限的出版资源等，都在客观上需要党和人民政府采取独特的行政手段来强化思想、文化建设，以求带动和提高民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并满足人民大众的文化消费需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经过短短的几年时间，新中国的出版事业由过去分散的、官营私营并行的状态，迅速转变为以出版、发行、印刷为基础结构的国家统一管理的舆论宣传阵地。这一出版体制的构建和确立，对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全民化的文化普及和引导建立新的社会风尚发挥了不可低估的关键作用。对于这一出版体制的确立，在当前的出版形态研究中时有非议，有学者认为由“国家一统天下”的出版体制制约了文化的传播和出版的发展，更限制了人们的出版言论自由。事实上，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民众的阅读需要，客观上对出版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极为迫切的出版要求。忽视当时历史的发展背景，用今天的社会形态和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来指摘出版体制的形成，有违历史的客观性。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大批充满新时代气息和激情的文学作品和政治读物的快速出版，完全是依托党和政府对出版机构的调整改造，这一工作对当时广大民众的阅读有着极为鲜明的引导作用。而这样的一种出版态势，恰恰反映出党和人民政府在领导出版事业进行积极调整和快速发展中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图书出版体制的国营化，彻底地改变了中国上千年来图书的出版、传播体系。历经千余年发展的北京城，读书不再是少数王公贵戚、官吏士子的特权，而变成社会各阶层民众的普遍的权利，这无疑是一个社会的巨大进步。
［参引文献］
［1］《北京志·出版志》，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页。
［2］赵晋等著：《北平和平解放前后》，中国书店1999年版，第98页。
［3］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的和平接管》，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页。
［4］《北京出版史志》第12辑，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页。
［5］《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476页。
［6］《北京出版史志》第6辑，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
［7］《北京出版史志》第16辑，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37页。
［8］《北京出版史志》第11辑，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226页。
［9］《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75页。
［10］逄先知：《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2页。
［11］《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3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