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一国两制”方针，中国政府通过与英、葡两国政府举行外交谈判，成功解决了历史遗留的港澳问题，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实现了长期以来中国人民收回香港、澳门的愿望。关于港澳回归学界已有诸多研究成果，但是关于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港澳问题政策的制定及意义则着墨不多。[1]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围绕新中国成立后中英、中葡关系的发展以及港澳对于内地的经济作用等方面考察新中国对港澳问题政策的制定与意义。 

　　一、制定对港澳问题政策的历史背景 

　　港澳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新中国对港澳问题政策的制定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第一次建交高潮成为新中国走向国际社会的良好开端，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创造了前提。毛泽东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大外交方针，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外交的局面。 

　　（一）新中国成立后的中英、中葡关系 

　　1.新中国成立后的中英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在香港问题上，英国政府出于对实际利益的考虑，并没有完全效仿美国的政策，而是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1950年1月6日，英国外交事务大臣恩尼斯特·贝文致中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的照会称，英国愿与中国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9日，周恩来复电表示同意，并接受贝文所派的胡阶森为英国政府来京谈判建交的代表。［1］2月8日，毛泽东就中英建交的先决问题指出：“其中最重要者为英国与蒋介石反动派残余的关系问题，因英国既已与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即不应同时再与国民党政府作任何外交来往，而英国代表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其他组织中竟继续承认国民党代表为合法，拒绝接受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这在建立中英外交关系上是不可能不解决的先决问题；其次，英国香港政府对国民党政府在港的官方代表、机关及其所属的一切国家资财采如何态度，也须弄清楚，因这类事情也是属于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的问题”。［2］5月2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中英建交谈判事发表谈话称：“中方在3月2日谈判开始时就提出两国建交初步的与程序的问题，其中最重要与必须先行解决者为英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党集团的关系问题”。针对英国代表在联合国对中国代表权问题投弃权票及港英当局扣押中国留港飞机等行为，外交部发言人指出：“英国政府一方面表示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愿望，另一方面又在事实上并未完全与国民党集团断绝关系。中国政府认为，请英国政府对这种言行不符的问题作进一步澄清，实属完全必要”。［1］（pp.35~36）鉴于英国在承认新中国的同时又有所保留的情况，1954年6月，中英两国在北京和伦敦互派代办达成了协议。［3］虽然中英仅有代办级的外交关系，但英国毕竟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中英关系的发展对于香港问题的解决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1954年8月，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率英国工党代表团访华，毛泽东在会见艾德礼等人时说道：“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中英关系已经根本改变。虽然并不是说我们之间没有争论，没有不同意见，也不是说我们两国的制度没有不同之处。”“在我们和你们之间，基本的争论是不多了。是不是? 这是基本问题。我们和法国的关系同样是这样。”“有两个基本条件使我们完全可以合作：一、都要和平，不愿意打仗；二、各人搞自己的建设，因此也要做生意。和平、通商，这总是可以取得同意的，对不对？”［4］这次谈话向西方世界阐明了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在国际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2.新中国成立后的中葡关系 

　　中葡两国受冷战格局影响迟迟未建立外交关系。在新中国成立后，葡萄牙在配合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策的同时也谋求与新中国和平共处。1949年，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南取得优势的时候，葡萄牙政府草拟了应对紧急情况的计划，撤出在上海的侨民。很多侨民辗转来到澳门，同时，澳门还成为部分败退的国民党人的庇护所。“1951年，澳门由于在朝鲜战争期间充当了一个输送石油、战争物资和军需品进入中国的走私或转运中心而受到全世界的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对华贸易禁运造成的压力，“美国对葡萄牙施加压力，要它配合自己对苏联集团国家的贸易禁运”。［5］1955年，澳葡当局“筹备举行所谓庆祝‘澳门开埠四百周年纪念’”活动，受到中国各界谴责。［6］ 10月8日，周恩来指出：“葡萄牙准备以一个月时间大规模地庆祝澳门‘开埠’四百周年。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一个挑衅，中国人民必须有所回答。他们准备这样做，不仅会刺激在澳门的中国人的感情，也会刺激在香港的中国人的感情”。［7］在中方的抗议下，澳葡当局取消了活动。 

　　（二）重视港澳对内地经济发展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对外贸易的大部分由香港转口，与内地的贸易额占香港贸易总额的第一位。即使后来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禁运的影响，内地对港澳的贸易额有所下降，但港澳仍然是内地重要的贸易窗口。1949年，“因为中国解放战争全面胜利，一时对外贸易及航运问题未能即刻恢复，所以中国对外贸易，因为各种条件的限制，出进口贸易大部统由香港转口。一九四九年七月以后因为国民党的海上封锁，华中对外贸易重心北移，所以华北的对港贸易增加最多，这是主要的原因之一，香港贸易的繁荣也正是这样促成的”。就华北对香港的贸易数字来看，1949年3 ~ 12月“华北对香港贸易，出口是66,630,377,270元，合美金11,869,735元，占出口总值的42.04％；由香港进口是2,190,768,518元，合美金776,734元，占进口总值的3.72％。由此可知我们用香港的转口对我们的贸易是有利的，尤其在推销出口货物方面，香港市场几乎占华北出口的一半，为出口的第一位，较美国（40.23％）为多。所以香港市场还需要继续掌握，不能放松，否则目前我们的土产出口要感到不便”。［8］但自1951年港英当局追随美国对内地实行禁运后，贸易额逐年下降，1951年内地从香港进口额3.8亿美元（其中橡胶、轮胎、石油、机器、钢材、汽车零件、化学品等占2.26亿美元），到1955年就只有3462万美元。根据港英当局的统计，1950年对内地的贸易占其整个对外贸易的30.9％，至1955年仅占15.35％。内地对澳门贸易额1951年达5409万美元，1955年降至566万美元。［8］（pp.608~609） 

　　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非常重视港澳对于内地经济发展的作用。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要有更积极的政策。港澳华侨拿外汇来拿外汇走，这是合理的，这对我们并无所损……要针对港澳华侨的顾虑，想办法争取利用这一大笔外汇。”［9］1957年4月，周恩来指出：“香港是自由港，原料来得容易，联系的范围很广，购置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所以，香港发展生产具备很多有利条件。我们在香港的企业，应该适应那里的环境，才能使香港为我所用。我们不是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吗?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10］1961年3月，朱德在对港、澳出口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最近几年，我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做得比较多些，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做得比较少。今后，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要增加一些。港、澳是自由港，离我们又近，是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的一个很好的阵地，我们应该抓住这个阵地”。［11］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贸易禁运的情况下，港澳对内地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表现为转口贸易。港澳对于内地在经济上的积极作用是中共领导人对港澳提出“暂时不动”以及“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重要因素。 

　　二、新中国对港澳问题的政策 

　　新中国对港澳问题的政策是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根据国内外形势，为实现维护国家主权、推进祖国统一的目标而提出的。 

　　（一）新中国成立前夕“暂时不动”港澳方针的提出 

　　1949年2月毛泽东同米高扬会谈，在谈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之后，毛泽东提出了“暂时不动”港澳的方针：“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12］ 

　　6月，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有关香港和九龙的问题，我们暂时不打算提出还归中国的要求”，［13］这是中共领导人较早地表述对港澳问题的政策。 

　　（二）20世纪50年代“暂时不动”港澳方针的发展 

　　1951年春，周恩来曾对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说，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可以支持我们的反美斗争，支持我们的国内建设”，要求他们做好这方面的工作。［14］1956年5月28日，毛泽东在听取中共广东省委关于港澳问题的汇报时指出：“现在的形势比抗美援朝时，不是好一点，而是好三点。英国对我们的政策是看见的，它要和我们做生意，美国也要来的，明年不来，后年也会来的。香港暂时还是不收回来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们还有好处，现在拿过来不见得有利。”［9］（pp.580~581） 

　　1957年4月28日，周恩来发表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讲话：“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因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连英国也可能这样想。”“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我们要打开局面，就得对香港的民族资产阶级讲清政策，使人家有利可图。”［10］（pp.353~355）周恩来关于香港问题的讲话深化了中央关于港澳问题的政策，为进一步提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八字方针奠定了基础。 

　　（三）20世纪六七十年代“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方针的形成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周恩来提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八字方针，只是当时未对外公开宣布。当时“中央首先要解决的是台湾问题，其次才是香港问题”。［15］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在我们中国大陆上，帝国主义都回去了，它是被我们赶回去的。葡萄牙在我国现在还有一块小殖民地，我们只要用一个指头，他们就会跑掉。为什么不用一个指头把他们赶跑，让他们留着呢？这是因为首先台湾还由美国人占领着；其次还有香港，由英国人管理着；第三才是葡萄牙管理的澳门。让他们管理几天，也许几年，也许更长一点时间。那些地方不大。我们先把最大一块弄好，那三个地方将来再说。”［16］1963年8月9日，毛泽东再次指出：“中国还没有完全解放，因为台湾还没有解放，现在美国还在占领我们的台湾。美国不承认中国，在我国周围建立很多军事基地来包围我们。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它。英国现在安心，将来会不安心的。”［17］1968年1月，周恩来批评了极“左”思潮对港澳方针政策的冲击，他指出：1967年6~9月这4个月“国内报纸对香港的宣传是有毛病的”，把“红卫兵的口号也用到香港问题的报道上了”。［18］ 

　　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多次发表谈话，进一步丰富了对港澳工作方针的内涵。1970年8月11日，毛泽东在会见南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等人时提到充分利用香港的主张：“我们还没有把英国人从香港赶走呢，你们先走了一步。我们是借香港做生意，同世界各国做生意，暂时不去惊动它”。［19］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时就香港问题谈道：“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是年轻一代人的事情了。”［20］在此次会见中，毛泽东还说：“现在还剩下一个我们要求在香港设立官方代表机构问题，这是出于我们在那里的需要，我们不会搞小动作，不会以此达到其他目的。这个问题可以等你们考虑成熟后再谈，也许在你再任首相时达成协议”。［20］（p.136）1975年3月24日，毛泽东同王海容、唐闻生谈中外关系，在谈到同葡萄牙建交的事情时，毛泽东提出：“跟葡萄牙建交，就有澳门问题，收回澳门就会影响香港，而香港又影响台湾。”［19］（p.576）这番谈话体现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解决台港澳问题、推进祖国统一问题上提出的方针政策是从大局着眼、战略考量的结果。 

　　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关系解冻并建交，中英关系和中葡关系也取得了突破性发展。1972年3月13日，中英两国达成了互换大使的协议。［21］3月29日，英国首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艾惕思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董必武递交了国书。［22］1979年2月，中葡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虽然在建交公报中未提到澳门问题，但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澳门是中国的领土，目前由葡萄牙政府管理，澳门问题是历史遗留下的问题，在适当的时期，中葡两国政府通过友好协商解决。”［23］中英、中葡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建立，为双方谈判解决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奠定了基础。 

　　三、制定对港澳问题政策的经验与意义 

　　改革开放之前新中国对港澳问题的政策蕴含着宝贵的历史经验。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24］新中国制定对港澳问题政策的经验为20世纪80年代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方针提供了基础和前提，具有现实意义。 

　　新中国制定对港澳问题政策的最大经验为实事求是，即在综合判断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使港澳服务于内地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港澳回归前，港澳问题作为历史遗留问题，涉及中国与英国和葡萄牙的外交关系。新中国成立后，英美各自对香港和台湾未来地位的关注使它们在承认中国的问题上出现分歧，“英国人希望香港免遭共产党的控制，方法是强调香港在对华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并表示愿意就香港的政治前途问题与共产党进行讨论。他们认为，只要承认共产党政府，就能促进上述两个目标的实现”。［25］就香港和九龙的问题，毛泽东在提出“我们暂时不打算提出还归中国的要求”的见解之后，又指出：“在这样的局势下，英、法、美军侵占中国领土的可能性未必会很大”，“对待国内外敌人，我不打无准备的仗，战则必胜”。［13］在“暂时不动”港澳方针的指导下，1954年6月，中英两国代表在日内瓦达成关于互派代办的协议，形成了代办级的外交关系。2015年10月，习近平高度评价了中英关系，他强调：“英国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也是率先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欧盟国家”。［26］中英两国外交关系的发展同以和平谈判的方式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密不可分。 

　　新中国对港澳问题的政策有助于发挥港澳的自身优势服务于内地的经济发展需求。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贸易禁运的情况下，香港通过转口贸易对内地经济发展发挥了很大作用。在特定历史时期，港澳的“窗口”作用凸显。在20世纪60年代初，为缓解内地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陈云提出增加进口大米的数量，而香港正是进口粮食的重要通道。［27］据曾任华润公司（香港）执行秘书的巢永森回忆：“1960年底到1962年初，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们完成了1961年粮食进口计划，跟加拿大、澳大利亚也签订了长期供货协议，争取到了延期付款”。［28］ 

　　新中国制定对港澳问题政策的经验为20世纪80年代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方针提供了历史前提。“‘一国两制’的构想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是经过很长时期的酝酿，逐步地丰富，逐步地完善。从我们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核心起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15］“一国两制”方针的提出是对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坚持实事求是地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了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思想。 

　　港澳问题等历史遗留问题是关系国家主权独立、统一和安全的重要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毫不动摇地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邓小平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29］习近平强调：“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要“始终准确把握‘一国’和‘两制’的关系。‘一国’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固才能枝荣。‘一国两制’的提出首先是为了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30］ 

　　在事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祖国统一的重大问题上，中国政府的立场从来都是坚定不移、一以贯之的。把握新中国对港澳问题政策制定的历史经验对准确理解“一国”和“两制”的辩证统一关系具有现实意义。 

　　［ 参 引 文 献］ 

　　［1］宋恩繁、黎家松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2］《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29页。 

　　［3］《“看我公樽俎折强权”——忆周总理在日内瓦》，《人民日报》1978年3月10日。 

　　［4］《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65~567页。 

　　［5］﹝澳﹞杰弗里·C.冈恩著、秦传安译：《澳门史：1557~1999》，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9页。 

　　［6］《澳门葡萄牙殖民当局蓄意炫耀侵占我国领土的殖民历史　我国人民愤怒谴责葡萄牙殖民当局的挑衅》，《人民日报》1955年10月26日。 

　　［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08页。 

　　［8］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外贸易卷》中，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版，第588~589页。 

　　［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1页。 

　　［1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43页。 

　　［11］《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0页。 

　　［12］《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48页。 

　　［13］沈志华编译：《俄国解密档案：新疆问题》，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0页。 

　　［14］《周恩来传》三，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0页。 

　　［15］宗道一等编著：《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237页。 

　　［1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30~531页。 

　　［1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9~250页。 

　　［1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11页。 

　　［1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7页。 

　　［20］廉正保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4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85页。 

　　［21］《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关于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人民日报》1972年3月14日。 

　　［22］《英国首任驻华大使向董必武代主席递交国书》，《人民日报》1972年3月30日。 

　　［23］康冀民：《澳门回归之路》，澳门文史资料工作计划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3页。 

　　［24］《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页。 

　　［25］﹝美﹞埃德温·W.马丁著，姜中才、于占杰译：《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胜利的反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政法分社2016年版，第85页。 

　　［26］《习近平在英国议会发表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21日。 

　　［27］孙翠萍：《陈云与香港工作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3期。 

　　［28］吴学先：《红色华润》，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08页。 

　　［29］《一国两制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30］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二〇一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2017年7月2日。 

　　［作者简介］孙翠萍，历史学博士，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100009。 

　　关于港澳回归的研究主要有：李后的《百年屈辱史的终结——香港问题始末》（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钟士元的《香港回归历程——钟士元回忆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齐鹏飞的《“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及其历史经验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康冀民的《澳门回归之路》（澳门文史资料工作计划有限公司2006年版）；宗道一等的《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齐鲁书社2007年版）；有智等的《亲历：回归与合并——张浚生访谈录》（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陈佐洱的《我亲历的香港回归谈判》（香港凤凰书品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版）；等等。 

　　［责任编辑：叶张瑜］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