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20世纪70年代:“一条线、一大片”

　　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广大亚非国家纷纷独立;西欧、日本崛起;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由于美国深陷越南战争不得不有所收缩，苏联则趁机增强军力，加紧对外扩张。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力量对比上发生了改变，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

　　1969年初上台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认识到美国遇到了严重的挑战，仅靠自身的力量称霸世界已力不从心。因此，从维护美国的利益出发，尼克松开始调整对外政策。3月上旬，戴高乐赴美参加艾森豪威尔葬礼时，尼克松向戴高乐表示，他决定同中国对话，请戴高乐向中国领导人转达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7月，尼克松宣布对中国放宽贸易和人员旅游的限制。10月，尼克松让基辛格通过巴基斯坦领导人通知中国，美国将停派驱逐舰到台湾海峡活动。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一直密切关注着国际局势的变化。由于苏攻美守态势的形成，中国面临来自苏联的严重军事威胁。1968年苏联军事占领捷克斯洛伐克，1969年又在珍宝岛制造武装冲突，这些都使中国领导人更加提高了对苏联霸权主义的警觉。因此，当尼克松发出缓和美中关系的信号时，毛泽东立刻抓住时机，毅然决定打开中美关系、摆脱与美苏同时对抗的不利局面。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特邀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典礼。12月，毛泽东又在会见斯诺时请他转告华盛顿:“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⑩] 1971年4月，毛泽东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美国乒乓球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应邀访华的美国团体。“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震动了世界，促进了中美关系的进一步缓和。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并与周恩来举行了会谈。1972年2月，尼克松访问中国，毛泽东同他就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周恩来也同尼克松举行了会谈。2月28日，中美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为之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原则基础。

　　中美关系缓和在国际上引起了连锁反应，直接促进了中日建交。进入20世纪70年代，佐藤政府追随美国采取的一系列破坏中日关系的政策，遭到了日本各界的强烈批评和反对。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中美关系的缓和，更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强烈震动，并直接导致了佐藤荣作的下台。1972年，田中角荣出任新首相。他上台后，顺应历史潮流，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方针。9月，田中应周恩来邀请访华。双方通过会谈，签署了建交联合声明，结束了两国长期敌对的历史，开始了新的睦邻友好关系，这对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美关系的缓和与中日建交迎来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先后同欧洲的比利时等7国，北美洲的加拿大，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亚非拉等大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掀起了一个更加广泛的建交高潮。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决议。中国进入联合国后，国际交往迅速扩大，国际地位空前提高。通过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毛泽东推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建立，平衡并制约国际战略力量，使国际紧张局势趋向缓和，进一步开拓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随着国际形势出现的变化，为了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摆脱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集中力量应对苏联的威胁，中国对外交战略进行了新的调整。1973年2月，毛泽东提出了团结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思想，即按照大致的纬度画一条线，连接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一条线”），并团结这条线以外的国家（“一大片”），以抗衡苏联。“一条线、一大片”的概念把联美抗苏上升到理论高度，是中国外交在特定的国际形势下做出的战略抉择。

　　应当看到，“一条线”只是一种战略上的结合，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结盟，因此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它有效地遏制了苏联的扩张势头，争得了外部环境的相对稳定，缓解了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和压力。与此同时，中国同西方国家包括欧洲的绝大部分国家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建立了外交关系;同广大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45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