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20世纪60年代:“两面出击”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由于世界局势动荡，各种力量分化改组，中国周边局势由朝鲜停战和印度支那停战后形成的缓和状态逐步趋向紧张，面临各种公开和潜在的威胁。

　　中苏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和中期得到迅猛发展并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分歧的出现是从1958年开始的。是年4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写信给中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以过去援建中国的长波电台功率太小为由要求建一座大功率电台，为此苏方将出资七成，中方出资三成，使用时间双方各占50%。彭德怀在复信中表示同意建立电台，但全部费用应由中方承担，建成后可共同使用。7月，苏方又向毛泽东提出，要在中国建立一支共同的核潜艇舰队，遭到毛泽东拒绝。毛泽东认为建立联合舰队同建设长波电台一样是涉及主权的政治问题，不能这样搞。1959年6月，赫鲁晓夫访美前夕，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资料。同年9月，苏联政府授权塔斯社发表了关于中印边境冲突偏袒印度的声明，把中苏分歧暴露于世人面前。1960年7月，苏联政府又突然照会中国政府，要求召回在华苏联专家和顾问。尽管中方极力挽留，但在此后的一个多月时间内，1400多名苏联专家还是被全部撤走，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和大量科技合作项目也全部被撕毁。这一背信弃义的举动给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和损失。此后，赫鲁晓夫在恶化中苏关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例如:在中国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要求中国偿还抗美援朝期间援华的军事物资、贷款及利息;将中国新疆塔城等地的6万多名边民诱骗到苏联;1963年7月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攻击中国的内外政策，并在报刊和电台上抛出了大量反华文章。对此，中共中央陆续发表了九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展开了一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关于这一时期的中苏关系，邓小平在1989年5月会见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时，曾做过这样的回顾:“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⑦]

　　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继续坚持赫鲁晓夫的对华政策并向中苏边境不断增兵，向蒙古派驻军队，对中国形成了严重威胁。1965年6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了题为《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的文章，指出苏联新领导“原封不动地继承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全部衣钵”;强调如果要革命，要反对帝国主义，要支持人民的团结，都“必须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⑧] 1966年3月，苏共召开二十三大，中共决定不派代表出席，两党关系由此中断。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提出:“要反对帝国主义，就必须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在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绝对没有中间道路可走。”[⑨]

　　在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的同时，中美关系仍处于僵持状态。朝鲜停战以后，中国希望美国从台湾海峡撤走其武装力量，使中美关系得以缓和，但美国仍采取与中国人民为敌的政策，不仅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还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公然干涉中国内政;与此同时，美国在联合国极力阻挠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并对越南发动了侵略战争，对中国构成了严重威胁。

　　在紧张而动荡的国际局势中，如何坚持独立自主、反对来自各个方面的霸权主义，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国的民族尊严和利益，是中国共产党考虑的首要问题。在中苏关系不断恶化、中美关系仍处于僵持状态的形势下，中国把外交战略调整为“两面出击”，即“打倒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同时，对战争危险也做出了严峻的估计，从准备最坏的可能出发，立足于早打、大打，立足于几个方面都来打。备战成为中国在这一时期政治战略和经济战略的重要内容。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大大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1953年底，中国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举行谈判时，周恩来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中国一项完整的对外政策原则。1956年7月，埃及宣布将苏伊士运河主权收归国有，英、法、以三国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了对埃及的侵略战争。中国政府明确支持埃及政府维护主权的斗争，坚决要求英国等国立即停止对埃及的侵略。1957年和1958年，加纳和几内亚先后独立，奏响了非洲国家独立高潮的序曲，1960年被称为“非洲独立年”。中国政府不但立即承认了这些新独立的国家，还先后同许多非洲国家签署了友好条约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加强了在政治、经济上的互助合作关系。拉丁美洲历来被美国视作可以任其摆布的“后院”。中国革命胜利后，美国极力阻挠拉美国家与新中国进行接触。1959年，美国“后院”起火，古巴爆发革命，建立了红色政权。1960年9月，中古建立外交关系，实现了新中国同拉美国家外交关系零的突破。与此同时，中国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努力加强同西欧、大洋洲和日本的关系。一方面同已建交的国家，如瑞典、瑞士、挪威、芬兰等加深了友谊;另一方面，对尚未建交的国家开展民间交流和贸易往来。1964年1月，中法正式建交。在西方大国中，法国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在世界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由于采取了正确的外交政策，积极增进同广大亚非拉国家的交往和友谊，1956～1966年10年间，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同其他国家建交的第二个高潮。在这些国家中，既有亚洲、非洲国家，也有拉美的古巴和西欧的法国，表明新中国的对外关系在严峻的国际环境下仍有新的发展。尽管“两面出击”使中国陷入与苏美同时抗衡的不利局面，外交面临严重的压力，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实行这一战略加快了中国独立自主进行建设的步伐。新中国在成立十几年后就独立地完成了原子弹和氢弹的试验，人造卫星的研制也获得成功。与此同时，中国把对外关系的重点转向广大亚非拉国家和欧美发达国家，不仅为中国外交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天地，而且也为日后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在国际上赢得更多国家的尊重和支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