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风云变幻，新中国外交走过了60年辉煌的道路。当我们回顾这个波澜壮阔的历程时，可以看到外交战略的演变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边倒”，到20世纪60年代的“两面出击”，再到70年代的“一条线、一大片”，直至80年代的“全方位”，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大体上十年一变，经历了四个阶段。本文拟对这四个阶段的演变进行回顾，从一个侧面对新中国外交取得的重大成就和经验进行总结，以此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

一、 20世纪50年代:“一边倒”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先后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项方针，建构起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框架。“一边倒”是其中最核心的方针。它的正式表述是毛泽东1949年6月30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来的:“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①]

　　“一边倒”的提出并不是偶然的，它与战后的国际关系紧密相关，有两条线索:其一，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晤，商讨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在讨论远东事务时，美苏背着中国，以损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为补偿，达成了苏联出兵东北消灭日本远东军的允诺，《雅尔塔协定》随之出笼。其二，《雅尔塔协定》签订后不久，杜鲁门就任新一届美国总统。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美苏双方在战后世界安排等许多重大问题上的矛盾日渐尖锐。杜鲁门认为，罗斯福设计的通过大国特别是美苏两国的合作形式维护战后世界秩序的战略构想，已不能适应新的国际形势的发展。

　　这两条线索相互交织，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结束前后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一方面，美苏利用《雅尔塔协定》控制和要挟对方，保护各自的既得利益;另一方面，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矛盾的加深，战时同盟开始瓦解。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由杜鲁门陪同在美国小城富尔顿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由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全面展开。

　　这两条线索还构成了国际关系的主体。“一边倒”就是在这种复杂的国际背景下酝酿形成的。两个阵营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雅尔塔体系。它是美国在战后推行实力外交力图独霸全球，与苏联发生对抗而导致的必然结果。在这种局势下，“中间道路”难以行得通，中国也不能置身局外。尽管当时中国革命的胜利并没有得到斯大林的充分认可，但是就其本质而言，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准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根本不可能加入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西方阵营。与此同时，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就是为了打垮西方列强的势力，使中国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解放。从这个意义来讲，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以后，怎么可能违背历史和民族情感，转而倒向西方帝国主义阵营呢?

　　1949年12月，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即出访苏联。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曾派刘少奇秘密访苏，向斯大林通报了中国国内的革命形势以及成立新中国的一系列设想。斯大林明确表示，新中国政府一经成立，苏联将立即予以承认。刘少奇访苏不仅得到了斯大林承认新中国的承诺，还为毛泽东的正式访苏做了必要的准备。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后，经过与斯大林的会谈，于1950年2月14日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有效期为30年。这一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正式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它为此后中苏两国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全面合作开拓了广阔的前景。通过与中国领导人的接触，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特别是不久以后中国决定抗美援朝更使斯大林改变了以往对中国共产党的某些错误认识，消除了对中国走“民族主义道路”的最后疑虑，以实际行动放手给予新中国大力援助，这对“一边倒”战略的实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