敞开国门——为民富国强
　　敞开国门并不只有“开放”一项内容，“开放”也并非1978年后的中国的专利。可以说，除了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有几年时间自我封闭外，新中国一直在调整大国之门开门的方向和力度。
　　共和国成立伊始，美国拼命搞“封锁、禁运”，新中国自力更生，同时以务实的开放态度，向苏联及东欧等国家打开大门，保持香港这个国际性通道的通畅。这种选择性的开放被证明是成功的。例如，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1957年）超额完成任务。
　　共和国执政者也意识到，以意识形态划界的开放局限性很大。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明确提出“向外国学习”。学习的对象“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学习的内容是“一切真正好东西”。
　　可是，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好东西以及如何运用它，中国一度并没有搞清楚。由于执政经验的不足，一些认识和实践出现失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经济上，新中国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奉之为绝对真理；政治上，新中国对国际形势发生误判，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结果导致国家贫穷落后，经济濒于崩溃边缘，人民生活极为困苦。
　　1978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再次敞开国门。中国运用廉价劳动力优势，实施出口导向政策，让中国产品走向全世界，创造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奇迹。但是，这种仅依靠低成本的人力、物力和环境资源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产生了内需不足，国内资源、能源难以为继，生态环境伤痕累累等后果。同时，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国际收支失衡，盈余太大，贸易摩擦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高涨，中国的经济安全受到威胁。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把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转移到内需和科技进步上来，已成为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最重要的任务。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成功，将是新中国继解决全世界22%人口的温饱问题之后，对世界做出的又一大贡献。
　　在广泛变革的世界大势下，打开国门越是深入，国家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社会稳定等遭遇的挑战越大。中国的崛起必然影响到一些西方势力的利益，于是在“中国威胁论”的别有用心的鼓噪下，西方媒体的妖魔化报道，敌对势力利用人权、宗教、价值观等进行渗透和破坏，在新时期不但没有停歇，而且花样翻新。北京奥运圣火传递过程中出现的不和谐音，达赖、热比娅之所以在海外有市场，即源于此。
　　融入国际社会，也给国家安全注入了新的内涵：保障不断拓展的海外利益，如外部能源的安全供给，中国企业、公民在海外的安全，等等。为承担与中国实力相适应的国际安全责任，体现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同样要求中国军队“走出去”有所作为。中国海军出兵索马里护航即为积极的应对。
　  融入全球——为和谐世界
　　新中国进入世界舞台，参与建立国际新秩序和全球治理，并不是一场轻松的旅行，而是艰苦卓绝的斗争。因为共和国建立在积贫积弱的神州大地上，是相对弱小的后来者。中华文明的智慧——这种被忽视的软实力，是新中国纵横捭阖打入全球的法宝。
　　抗美援朝让中国人民意识到，经济建设非得有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不可，中国需要同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国家打交道，由此催生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它已成为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之一。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为中国参与重大国际会议提供了第一次机会。中国的外交方针，迅速由“打扫屋子再请客”转变为“必须走出去”。
　　1955年，冒着西方殖民势力的冷嘲热讽和国民党势力的破坏、刺杀危险，周恩来率团参加了第一次亚非会议（万隆会议）。他在会上表达的“求同存异”思想以及与美国坐下来谈判的意愿，震动了世界。
　　时间进入21世纪，和平发展的中国引起了全世界对“北京共识”的思考，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又提出“和谐世界”理念，一时间引起世界关注。
　　以上认识、转变和主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放性和兼容性的生动体现，是新中国的治国智慧为世界和平作贡献的缩影。
　　中华文明崇尚和谐、兼容并蓄的本质特性，是新中国56个民族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历史根源。反映到国际关系上，中华文明崇尚和平，反对殖民掠夺小国，主张大国“守雌、居下”。新中国参与世界的所作所为，无论是实践上——如睦邻友好，对外援助，发展大国关系，积极开展双边、多边外交，还是理论上——如“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以及“和谐世界”理念，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新安全观，都根植于这样的思想、文化沃土。
　　几年前“铁娘子”、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断言：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她举例说：中国出口的只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甚至电视节目。她说中国不出口思想，是因为她并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不了解中华文明——这种我们至今仍未全面认识的至高智慧。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资源就那么多，环境的承受力就那么大。而高科技的发展，使得人类制造需求的能力无限膨胀。由此引发的全球性问题，如能源短缺、气候变异、环境破坏、经济失衡、贫富差距等，已经威胁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每一个国家。越来越多的西方政治家意识到，没有中国的参与，任何世界性难题都难以解决。他们甚至说一个美国和中国共同主导世界的时代（G2）正在到来，与其说他们想“捧杀”中国，不如说他们发出了一种时代的呼声：地球危机四伏，迫切需要中华文明的智慧，需要东西方智慧的交融。
　　俄罗斯和东欧的学者曾羡慕地说，中国有邓小平这样的领导者，是非常幸运的。回首共和国60年的征程，我们也可以自豪地说：世界有中国这样的成员，是非常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