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议起草和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会后，少奇同志主动找毛主席，做了自我批评。此后，他又在自己家里连续举行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党内生活会，听取对自己的批评和帮助，并委托陈伯达把每天生活会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尽管少奇同志做了这些努力，但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之间的裂痕并没有消除。毛主席写的那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1970年12月，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到必须把少奇同志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我不禁问：毛主席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就是为了打倒少奇同志？王光美明确表示“不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同“四清”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是个人恩怨问题。“二十三条”下发全党后，并没有产生“立竿见影”、“轰轰烈烈”的效果，反倒更加冷冷清清，搞不下去。这是因为“四清”运动的许多提法都改变了，从中央到各地“四清”工作队和广大干部群众都不理解，都不知道“党内走资派”是什么意思、指哪些人，“清政治”、“清思想”该如何搞。大家无所适从，顾虑重重，生怕搞错了犯“反党”错误。农村、工厂发动不起来，连江青直接插手的文艺界也搞不起来，《海瑞罢官》也批不起来。毛主席从来没有感到如此失落，很不甘、很气愤，斥责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文化部是“才子佳人部”、中宣部是“阎王殿”等，直接怪罪中央一线同志领导不力、右倾保守，甚至是在有意袒护和抵制。

　　一贯爱窥视和揣摩毛主席心事和想法的林彪、康生和陈伯达一伙早已看在眼里，极力拉拢江青达成交易，林彪帮江青从部队打开文艺界缺口，树江青为全国“文艺旗手”；而康生则敏感地发现北京大学“四清”运动中聂元梓等人对学校党委的不满大有文章可做，制定了“从北大点火，往上搞”的策略，完全避开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的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派康生老婆曹轶欧到北大直接策动他们造学校和北京市委的反，贴出火药味极浓的大字报，震动了中央高层领导。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都支持北京新市委的严肃批评，强调“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内外有别”。以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对少奇同志的表态极为不满，暗地里写信向毛主席告状，并以“绝密”件寄去大字报底稿。1966年6月1日，毛主席批示同意，向全国全世界播发了聂元梓他们的大字报。林彪、江青、康生和陈伯达他们一伙特意抬出“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名义点火造势，终于以学校为突破口，以学生运动为“好形式”，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极具煽动力的口号鼓动下，使“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轰轰烈烈。少奇同志请示毛主席后，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商量对策，并经毛主席同意，决定派工作组控制混乱局面，维护社会稳定。而以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却鼓动造反学生抵制，掀起反工作组浪潮，少奇和小平同志与康生、陈伯达的直接矛盾迅速激化。1966年7月18日晚毛主席回到北京，陈伯达他们“恶人先告状”，少奇同志赶到丰泽园时却吃了“闭门羹”。

　　围绕工作组问题，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发生了严重矛盾和激烈冲突。1966年8月4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小会上，毛主席大发脾气，严厉批评少奇他们害怕群众，少奇同志忍不住当面顶撞：“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毛主席批评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运动搞专政，少奇同志又当堂抗辩：“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而且决心抗到底：“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这是少奇同志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毛主席正面冲突。毛主席也不曾想到少奇同志会当众这么坚决地对抗自己和群众运动，回想起以前的分歧更为生气，第二天就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表明他决心搬掉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这两个“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最大障碍。

　　我问，少奇同志为什么非要在工作组和群众运动问题上“顽抗到底”呢？王光美的分析给我很大启发。毛主席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纠正党风反对腐败时，历来都是热衷于大搞群众运动，喜欢轰轰烈烈，而且是“放手发动”。可这是一把“双刃剑”，轰轰烈烈中涌动着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可以使热情变成狂热冲动，甚至失去理智；如果不能及时加强领导、正确引导，就很容易失控，产生极大的破坏力。“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无政府状态相当严重，少奇同志敏锐地感到极左的危险，认为必须派工作组控制局面，抵制极左思潮。只可惜，毛主席始终没有理解少奇同志，最后连他自己也被林彪、康生、江青一伙及其极左运动害得很惨。

　　关于毛主席与少奇同志的分歧及其恶化的来龙去脉，王光美不赞成在孩子们的回忆文章中写很多。我们很理解、很尊重这个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