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馆不办了，旧居腾出来给无房群众住
刘少奇重视调查研究，经常到各地考察。1961年4月，为了纠正当时存在的“左”的倾向，征求广大农村群众对《人民公社条例(草案)》的意见，他亲自深入到湖南省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平时外出，刘少奇规定有四不准:不准让人家接送；不准请客吃饭，铺张浪费；不准要人家东西或收受礼物；参观时不准前呼后拥。这次下乡，他更要求轻装简从，连同省里的同志，一共才用两辆吉普车，并且自带行李和柴米油盐，自备碗筷用具，不给群众添麻烦。
刘少奇这次调研，在湘潭、长沙、宁乡等地蹲点，前后共计44天。为了减轻地方的负担，他住养猪场饲料房、农舍和自家的旧居；身着蓝布衣，脚穿黑布鞋，身边只带几名工作人员，以至发生县委书记闻讯出门迎接，与刘少奇打照面却没有认出刘少奇的故事，在中共廉政史上留下了一段动人的佳话。
刘少奇在家乡考察期间，得知部分群众的房屋在“大跃进”、全民炼钢和办公共食堂中被拆除，现已无房可住，而地方干部却违背他的意愿，将其故居改建为纪念馆，就诚恳地批评地方干部：“这里搞我的旧居纪念馆，曾写信问过我，我几次写信说不要搞，结果还是搞了。”刘少奇当众宣布：“纪念馆不办了，旧居腾出来给无房群众住，屋里的木板，拿去给没门的人家做门。”
国家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
刘少奇十分注意党的廉政建设。据王光美回忆说，全国解放时，刘少奇就极力主张共产党员公开身份，以加强群众对党员的监督，保证执政党不脱离群众。刘少奇认为，过去在根据地、游击区或白区，不脱离群众这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因为脱离群众就不能生存。现在取得了政权，进了大城市，就容易同群众疏远。这个问题必须引起特别注意。他曾说：“我们反对国民党，是因为国民党欺压群众。如果我们执政不代表群众的利益，脱离群众，甚至蜕化到欺压群众的话，那我们和国民党有什么区别？”
刘少奇对某些人搞特权的行为十分愤怒，他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提到：“我参观了一些工厂，厂长、总工程师或者党委书记住的房子是一幢幢的公馆，是新盖的，处长又是一幢房子，科长又是一幢房子，其他干部又是一幢房子，工人宿舍是另外一幢房子。等级分得很清楚，甚至厂长、处长、科长的办公室里面，住的宿舍里面，几个台子、几个沙发、几个凳子都有等级。我看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开始萌芽了一种等级制度，社会主义之下的等级制度？等级制度是一种封建制度，我们抄袭了封建制度。如果这种制度开始萌芽，我看应该废除。那些生活待遇上要求很高的人我看是危险的。”
有一次，刘少奇在某地视察军事设施，当地的同志请他顺路去参观一座别墅。那座别墅坐落在一处绿树葱郁的山谷里，环境十分幽静，建筑更是豪华，地板也是楠木的，据说这是江青亲自“设计”修建的。刘少奇看后心情沉痛地说：“这样搞，要亡党亡国的啊！”当选为国家主席后，他的一些亲戚和本家来到北京，试图找他帮忙，解决工作与待遇问题。为了彻底杜绝这种不良现象，1959年国庆节那天，刘少奇召开了家庭会议，语重心长地教导亲戚和子女们：“国家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我是国家主席，硬着头皮给你们办这些事，也不是办不成，可是不行啊!我的权力不能乱用，不能拿它为个人谋私利。”刘少奇的教诲使亲戚和孩子们心悦诚服，他们当即表示拥护刘少奇的决定。
我的子女绝不能搞特殊
刘少奇深爱着每个孩子，但特别注意不搞特殊化。有人曾问他的女儿刘亭亭：“作为国家主席的子女应该很有优越感吧？”
刘亭亭回答：“没有。在学校里面，同学们都不知道我们的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我们所有的档案父母一栏都填的是化名。爸爸、妈妈不许我们讲，我们也就不敢讲。有一次，在音乐课上，刘源没带课本，音乐老师就给我妈妈打电话，说：‘你把课本送来。’妈妈二话没说，赶紧骑车从中南海赶过来送课本。妈妈就是这么一个随和的人。只要她不忙，她就会去给我们开家长会，特别配合学校和班里的工作。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国家粮食紧张，城市人口的定量都很低，副食品更缺乏，全国人民都在挨饿。我们也都住在学校里，吃不饱饭，我在学校里晕倒了两次，我同学的妈妈就给我妈妈打了一个电话，说你心太狠了，你女儿在学校里已经晕倒过两次了，你还不接回家去。妈妈正准备要接我回家时，爸爸说：‘现在，整个人民都在受苦，我希望他们从小知道要跟人民同甘苦，将来长大了，为人民做事的时候，他就不会让人民再受苦。’于是，我们就继续住在学校里。”
刘少奇的三儿子刘允真，高中落榜后，情绪低落。有人去学校打招呼，刘少奇知道后，专门召开了家庭会议。他生气地说：“我的孩子不论是上学还是工作，都不让填写父母的真实姓名，为的就是怕人家不好管理，搞特殊化。现在考不上学校，想打我的旗号，好像高干子女上了初中就一定要上高中，上了高中就一定上大学，而不管考得上考不上。参加工作就一定要当干部，而不管有没有那个能力，这是什么道理?为什么高干子弟就不能当工人，当农民，当解放军战士?我再次声明，我的子女绝不能搞特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