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倡导编修新地方志，确立编修新地方志的指导思想和具体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不仅认真研读地方史志，而且十分重视、积极倡导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并提出了编修新地方志的指导思想和具体要求。

　　毛泽东不仅爱读地方志，而且十分关注新方志的编纂工作。1957年，毛泽东在杭州提出要编修乡土教材，要大家懂得本地的地理和历史，过去和现在，要由近及远。诸葛计：《中国方志五十年史事录》，方志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不仅自己调阅《四川省志》、《蜀本纪》、《华阳国志》、《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地方志书籍，还挑选一些有关四川的诗词连同《华阳国志》推荐给到会有关同志，并倡议利用方志，提高领导水平。同时，毛泽东还提倡全国各地都要修地方志。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5~6页。这一倡议使各级党委和政府更加重视新地方志的编纂工作，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全国各地新方志编纂工作的开展。

　　周恩来不仅对编修新志的工作十分支持，还经常过问编修方志的落实情况。1958年11月21日，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国家档案局局长的曾三在陕西眉县对该县档案馆的同志说，前不久，周总理曾对我说，要充分利用档案资料，编修新的地方志，盛世修志嘛！你们档案工作者要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来，为当代和后代做件有益的事，子孙不会忘记你们的。同年底，周恩来向北京市委指示，要修好《北京志》。诸葛计：《中国方志五十年史事录》，方志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4页。1959年6月，国家档案局在北京召开全国档案资料工作先进经验交流会，周恩来在接见到会代表时，向曾三询问地方志的编修情况，并指示：“对新旧地方志，你们都要把它收集起来。”1980年1月7日《人民日报》，第3版。

　　当时全国编修地方志的工作由毛泽东委托给国家副主席董必武来抓。1959年夏初，董必武在湖北视察时对编修地方志的内容和方志的性质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并对如何编好新地方志提出了具体要求。他指出：各县要修县志。……我考虑要修地方志，应增加以下内容：一写政治、经济、军事的统一行动，着重写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一点；二是要写方言志、风俗志和食品志；三是要写新人物志、艺文志、科技志等。总之，地方志要成为这个地区的“百科全书”，成为中国历史的有机的组成部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切片”、一个因子或元素。这样的地方志，历时愈久，则愈有价值。他还指出，要修好一个地方志，先修简志，重点放在经济方面。要舍得工夫，舍得本钱（人力、财力），要有专人负责，一抓到底。要调动各个部门、各种人才的积极性。诸葛计：《中国方志五十年史事录》，方志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9页。董必武所提出的地方志要成为一个地区的百科全书的说法，后来成为学术界讨论方志性质的一种主张。

　　毛泽东不仅提倡全国都要修地方志，而且还对地方各级领导提出了读志、修志的具体要求。195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庐山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期间，专门借读了吴宗慈编的民国《庐山志》和续志稿。针对庐山山名由来的说法不一，毛泽东指出：对历史的态度要严肃，不能含糊。他还讲了南宋朱熹“下轿伊始问志书”的故事，要大家懂得以史为鉴。诸葛计：《中国方志五十年史事录》，方志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1960年10月，毛泽东在与湖北省副秘书长兼荆门县委书记梅白谈话时谈到地方志，他指出：“领导者要尊重历史。不懂历史的人，就不能理解现实。你去荆门当县委书记，至少先要知道《荆门县志》。”后来，毛泽东读了乾隆和光绪年间分别编修的两部《荆门县志》后又对梅白说：“乾隆年间修的《荆门县志》是最好的一本。这说明中央政府的好坏，可以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好坏。……‘官不修衙而修志’，我们党现在有的地方修大楼，讲阔气。中央最积极主张修志的是董必武。你到荆门以后，要修县志。”《广宁年鉴·2006》，《广宁年鉴》编辑部2006年版，特载，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