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1964年，周恩来从苏联回国后在机场受到毛泽东等国家和党的领导人的欢迎。

　　新中国外交上的重大事件不胜枚举，笔者以为，毛泽东主席制定的“三大决策”，即：“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值得大书一笔。

　　“三大决策”的酝酿其实由来颇久。早在1947年3月，毛主席即与外事工作人员谈及今后外交上应“另起炉灶”的设想。他说：中国人要掌握自己的命运，砌起自己的炉灶。等我们进城后，将不承认蒋介石反动统治和它的对外关系。嗣后，毛主席又在所写的文章中进一步強调，要“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毛主席还在西柏坡对来访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说，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等屋内打扫干净后，再请客人进来。毛主席此言指的是清除帝国主义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势力。毛主席还明确地向米高扬表示，中共将“把对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关系置于中心位置”。

　　“三大决策”，互为表里。先说“另起炉灶”。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决定不承认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一切对外关系，遗留在中国的外国使领馆，除社会主义国家外，我们一概不承认其外交地位，建交需通过谈判来实现，对方须断绝同台湾的一切“外交”关系，我们才予承认。

　　对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只是通过来往照会，迅速实现了相互建交。苏联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新中国宣告成立后的次日，苏方即致电中方，宣布苏政府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并互派大使。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接踵而来，在短短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11个社会主义国家与我建了交并互派大使。

　　对一些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我们的做法有别，但也只是一般地要求通过谈判实现建交，程序比较简单。印度尼西亚因未曾同国民党政府建过交，没经过谈判也即同我建交。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欲与我建交，则必须“通过谈判”，概莫能外。谈判是为满足我两条件：断绝与台湾的一切“外交关系”；接受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主权的原则。在这方面，我们并不急于求成，甚至还有意选择“等一等再说”，以便“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另起炉灶”其实不只是限于同外国建交。毛主席还说：“外交队伍要另起炉灶”。

　　再说“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旧中国的历史是一部长期备受帝国主义控制和蹂躏的历史。自19世纪中叶起，帝国主义国家凭借各种侵略手段，迫使中国签订了不少不平等条约，攫取在华的特权无数。他们在中国享有内河航行权、海关管理权、司法权、自由经营权、甚至驻军权，中国已是主权丧尽，实际已沦为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自1950年1月始，我们先后收回了美、法、荷、英等在中国的兵营；宣布由中国政府管制对外贸易；规定外轮一般不准驶入中国内河，经中国政府特批而驶入的外轮须悬挂中国国旗并在指定的码头停泊；鉴于美国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和英国对中国采取不友好行动，发布了“关于管制、清查美国财产和冻结美国公私存款的命令”，并征用一些英商在中国的财产；同时，还有步骤和有区别地处理了外国人在中国兴办的各种文教卫生机构，实现了中国基督教会和天主教会的自治自养自传。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巩固新中国的独立和主权。

　　最后是“一边倒”的决策。此事早已酝酿，但瓜熟蒂落却是在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主席的访苏之时。周恩来总理说：“一边倒”方针宣布了我国旗帜鲜明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幻想。邓小平同志也说，帝国主义对我实施封锁，“其目的在于迫我就范，我们的斗争也在于迫使帝国主义就范”。而“打破封锁之道”即是“我们提出的外交政策一边倒”。“毛主席说，这样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

　　“三大决策”产生于“革命与战争”年代和“冷战时期”，而今国际形势已剧变至“和平与发展”年代和“后后冷战时期”，这导致中国的外交政策也不断相应的进行调整，今昔自然不能相比。然而，“三大决策”毕竟是新中国一笔重要的外交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