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智周恩来

　  周恩来作为新中国外交的奠基人之一，提出和平与战争是世界的主要矛盾，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和平政策是中国外交的基本政策。只有维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饱受战争离乱之苦后的中国才能休养生息，进行建设，逐渐地强盛起来。
　　1953年12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区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在这次谈判中，周恩来首次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1954年6月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访问印度、缅甸时和这两国总理重申并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处理国家关系的指导原则。1954年《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和1955年万隆会议通过的十项原则，都蕴含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以后它便成为许多国家公认的建立新型国家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普遍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和可行性，是因为它超越了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界线，从承认每个国家一律平等出发来考虑国家关系。其基本内涵是每个国家既有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又有不侵害他国利益的义务，权利与义务对等。因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映了大多数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的愿望，有了广大中小国家的支持，它就能长期地发挥影响，并取得国际法理上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际交往范围狭窄，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改变了外部世界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认识，它首先就使中国与亚洲邻国的关系产生了突破性进展。
　　中国的亚洲邻国大都是中小国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也与中国大相径庭，它们担心中国会实行扩张主义，谋求地区霸权，因此对中国存在种种疑惧和不满。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首次出访缅甸，6月28日到达仰光。对于这样一个"共产主义大国"的总理，缅甸总理吴努不知如何接待才既不失礼，又能讲出自己郁积已久的心里话。当他发现周恩来对接待工作很满意，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丝毫没有"大国架子"时，才一改当初拘谨的态度，坦诚地"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吴努在会谈中谈到，缅甸人口只及中国的云南省，缅政府一直担心中国对缅甸有领土野心，因而十分恐惧。为不便客人见怪，他接着马上声明自己所讲的某些话只是一种"友好的埋怨"。周恩来耐心地听了吴努的讲话后，首先感谢缅甸在联合国支持中国，称赞缅甸拒绝接受美援，反对美国在缅建立军事基地。接着又说：我们的立国政策就是把自己国家搞好，没有领土野心。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经验，革命是不能输出的，输出必败。吴努非常满意地说："阁下这次来访，起了很大的作用，消除了缅甸人民对中国抱有的恐惧的相当大部分。"
　　当年12月，吴努回访中国，在北京饭店宴会上以诙谐幽默的方式笑谈中缅关系，他说："中国好比大象，缅甸好比羔羊，大象会不会发怒，无疑会使羔羊常常提心吊胆。""但是又自信是蚂蚁虽小，也会爬到大象的鼻孔里，咬其柔软部分，使大象感到麻烦不安！"这席话引起哄堂大笑，活现出一个小国对大国的复杂心态。当毛泽东接见他时，他再次表示："很坦率地讲，我们对大国是很恐惧的。但是周总理访问缅甸以后，大大消除了缅甸人的这种恐惧。"
　　1955年4月万隆会议上，周恩来以诚恳的态度大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承诺中国不搞大国沙文主义，打动了它的亚洲听众。除少数国家还要等一等、看一看外，其他国家都开始相信中国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不再把中国看成一个敌人或一种威胁。于是，柬埔寨、老挝、缅甸、尼泊尔、印尼、巴基斯坦等国的首脑接踵而至地访问中国，希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中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1956年，周恩来对这些国家进行回访，受到无以复加的隆重欢迎，人们像对待一位和平的天使来一睹他的风采。缅甸总理吴巴瑞抬举周恩来说："周总理以他的风度、礼貌、殷勤和对我国福利的无微不至的关怀，说明他是我们这一时代的第一号胞波。"
　　日本前外相小坂善太郎指出："人们常常说周总理是位实干的天才政治家，我却认为他的思想是天才的。1955年万隆会议时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和第三世界一道前进'、'中国不做超级大国'、'反对霸权和霸权主义'，这样一些天才的思想，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遭受帝国主义欺凌，在贫困中挣扎的中国的痛苦经历中凝聚起来的哲学，同时也是创造今后世界和平的新的哲学。"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助于推广亚洲的和平中立区和不结盟运动，减少和阻挡西方势力对亚洲的影响和扩张，维护中国的安全。巴基斯坦是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1956年12月周恩来访问巴基斯坦时，与巴方领导人就亚洲和平间题进行了深入交谈，坦率说明中国与巴基斯坦并无利益冲突，并承诺巴基斯坦如遭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愿意像支持埃及反对英法那样支持巴基斯坦。苏拉瓦底总理大受感动，他向周恩来保证：巴基斯坦虽然参加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但是如果美国要利用它发动侵略战争，巴基斯坦将不参加。上世纪70年代，巴基斯坦为中美改善关系起了桥梁作用。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适用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而且也适用于相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周恩来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在战略上要联合一致，但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不能没有区别，在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任何国家都不能凌驾于其他同家之上，干涉他国的内政。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盟主，它像一个站在摩天大楼上的警察指挥交通一样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号施令，干涉他国内政。对东欧的那些"卫星国"，它更是视之为可以随意摆布的小伙计。它不仅在这些国家派驻军队，而且还要这些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听命于他，从而严重伤害了这些国家人民的民族感情。1956年的波兰、匈牙利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长期郁积的反苏情绪的总爆发。
　　波匈事件后，苏联共产党丢了面子，于是请周恩来前去调解，以重新确立它在东欧的威信。周恩来在途经苏联时，对苏联党干涉他党他国内部事务给予了措词严厉的批评。赫鲁晓夫对周恩来的批评耿耿于怀，1959年9月底他访问中国时，还抱怨毛泽东当年派周恩来到莫斯科给他"上大课"。
　　赫鲁晓夫请周恩来去，是因为处境不妙时有求于中共，周恩来看透了这一点。他在1957年1月24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苏联党虽然这次承认干涉兄弟党内部事务是不许可的，但又狡辩这不是错误，可见它是不愿从根本上放弃大国主义立场的。这次是他们有求于我们，事情一过去又会故态复萌。"我认为在中苏关系问题上，苏共某些同志表现功利主义思想"。他们"一年来虽然碰了不少钉子，但是收益还不大"。"我觉得他们考虑或者应付具体的现实问题多，缺乏对于整个局势的全面分析和预见。考虑和讨论世界战略和远景问题很差"。"他们领导人中有些唯我独尊，利令智昏，既缺乏远见，又不懂人情世故"。"我觉得对他们不做工作已经势在不许，但是又绝不能求成太急。因此恐非有计划、有步骤地长期而耐心地进行这个工作不可。"果然，东欧局势稍有缓和，赫鲁晓夫又当上了"太平洋警察"，1958年他来中国，提出要在中国建立联合舰队和设立长波电台，并要中国保证不以武力解放台湾，结果毛泽东把他奚落了一通，将其打发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