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哈顿政治研究学院所出版的声誉极高的《城市季刊》（CityJournal）杂志，在今年春季号刊出克莱尔·伯林斯基（ClaireBerlinski）的文章，对上述档案及相关之苏联研究的可悲状况深表忧虑。

　　伯林斯基女士说，现居伦敦的俄国流亡学者帕维尔·斯特罗伊洛夫在其电脑内存储了5万份未发表和未经翻译的克里姆林宫绝密文件，大部分来自冷战结束前后的关键时期，对理解苏联解体有重大意义。他在2003年窃得上述档案，而后逃离俄国，现在却找不到一家有声望的图书馆来托管、翻译和发表。事实上，根本没有人对这批档案感兴趣。

　　另一位学者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也收藏了大量私窃出境的苏共中央档案，却没有精力进行翻译、整理、编目和摘要工作，他只能将其中一部分放到自己的网站bukovsky-archives.net上，而且绝大部分只是俄文原件的图档。“我把它们无偿提供给那些世界上最著名的报刊，可没人愿意发表。”布科夫斯基写道，“编辑们不以为然地耸耸肩：那又能怎么样？谁还在乎这个？”

　　斯特罗伊洛夫手中档案的原件，大部分仍然深藏于克里姆林宫的档案馆，未曾解密。据他说，他有戈尔巴乔夫与数百位外国首脑近乎历次谈话的完整记录，俄境之外仅此一份。另有戈尔巴乔夫的助手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和政治局委员瓦迪姆·梅德韦杰夫所做的政治局会议记录，以及戈尔巴乔夫首席幕僚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自1972年至解体期间的日记。

　　戈尔巴乔夫及其助手离开克里姆林宫时，未获授权带走了大量文件副本，扫描并存放于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电脑系统内，仅供极少数亲信学者有限制地查阅，1999年才对包括斯特罗伊洛夫在内的独立学者开放了其中一小部分，但核心部分仍不示人，并规定只有在作者亲笔同意的情况下，才可复制或打印文档，而戈尔巴乔夫拒绝任何复制要求。

　　基金会的保密工作并非天衣无缝。斯特罗伊洛夫告诉伯林斯基，那儿的电脑总会不时地出些小毛病。每到这时，网络管理员便得重新在键盘上输入密码，以再次登录内部网络。别有用心的斯特罗伊洛夫记住了密码，而后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花了很长时间，以蚂蚁搬家的方式，一点点把里面的东西拷贝了出来。

　　伯林斯基初闻斯特罗伊洛夫的苏联档案，尚以为伪造。但2006年，在一些著名的前苏联异见者和冷战时期间谍的帮助下，英国对这些档案做了鉴定，确认了其真实性，并给斯特罗伊洛夫提供了政治庇护。

　　布科夫斯基档案的来历与此类似。1992年，叶利钦政府请他前往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就一起涉及俄共法律地位的案件作证。国家档案馆因此向布科夫斯基开放绝密档案，供他准备证词之用。他私带手持扫描仪入馆，偷偷扫描文件数千份后逃离俄国。

　　俄罗斯政府无法以侵权罪名起诉斯特罗伊洛夫和布科夫斯基，因为上述档案的权利原持有者在法律上已不复存在。斯特罗伊洛夫虽仍担心获罪，却一度乐观地认为，这批档案的重要性足以完全改写世界对冷战史的理解。而布科夫斯基出国后，很快也在法国出了一本讲述自己盗印档案经历的书———《莫斯科审判》（JugementàMoscou），美国的兰登书屋本已买下此书英文版权，却要求他以自由派观点重写全书，布科夫斯基以对“政治审查一向过敏”为由，拒绝修改，出版合约遂告取消，此后再无英语出版商登门。

　　克莱尔·伯林斯基长居伊斯坦布尔。两年前，本报曾刊文述及她对奥尔罕·帕慕克引发争议的判断：她把土耳其的诺贝尔奖得主称作“忧郁的自大狂”。

　　中国的苏俄史学界也曾开展艰苦的苏联档案搜集工作，最大成果当属自1995年起，以七年时间编辑、翻译完成的34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由社科文献出版社于2002年付梓。这套近2000万字的巨书，多取自俄罗斯彼时业已解密的档案，遗憾的是，解体前后的档案数量相对稀少，除去各种各样的因素，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一阶段的文件仍在俄国封存。

　　在所主编的三卷本《一个大国的崛起和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之前言中，冷战史学者沈志华教授反复强调了苏联历史实证性研究和“俄国最新解密档案”的重要性，并指出该书28个专案和个案研究，绝大部分“都是以档案文献为主来支撑整篇文章的”，在少有的几个例外中，有一个便是档案尚未解密的戈尔巴乔夫时期。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此著最后一个专题甚至不曾提及苏联结束的最终日期。那是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次日最高苏维埃宣布自行解散。但愿这一缺失不是受到了文献缺乏的影响。

　　沈教授最担心的是脱离档案（即文本事实）去研究苏联史，然而即使在西方，当大量珍贵的文件出现在人们眼前，甚至唾手可得的时候，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它们所呈现的事实。伯林斯基女士也有这样的忧虑，她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在回避记忆，宁愿视而不见，宁愿再也不必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