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中国第一任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直接领导新中国外交工作长达26年，他为中国与世界的和平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本文就自1997年以来周恩来与新中国外交这一研究领域的国内外主要研究成果和现存问题做一简要评述。

 一、近10余年出版的相关图书概况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国内外先后出版了一批关于周恩来与新中国外交的图书，这些图书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学术研究型著作。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周恩来与新中国外交》、《周恩来与中国外交的奠基》、《中国外交第一人周恩来》、《理性与艺术外交大师——周恩来》、《大外交家周恩来》、《周恩来外交战略》、《周恩来国防外交思想与新中国国防》、《周恩来与池田大作》等。在这些专著中，学者们研究了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根源、新中国外交遵循的原则、中国外交的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构、周恩来外交实践及其外交思想萌芽、形成、成熟、发展、丰富的过程、周恩来外交风格与艺术、周恩来谈判技巧等内容。另有一些作品虽不是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的专著，但书中涉及此内容，且有一定学术价值，如《周恩来传》、《周恩来总理生涯》、《周恩来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我观周恩来》、《周恩来的政治生涯》等。［1］

第二类资料集、回忆录和相关报道集。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老外交官回忆周恩来》、《太平洋上空的彩虹》、《震撼世界的20天——外国记者笔下的周恩来逝世》、《周恩来与外交部长们》、《解密中国外交档案》［2］等。《周恩来年谱（1949～1976）》和《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3册），也是中外学术界研究周恩来与新中国外交的必不可少的珍贵资料集。［3］此外，一些在周恩来领导下参加中国外交工作的当事人的回忆文章被收入论文集或个人回忆录中，如《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收入周恩来与中苏、中美、中日关系和“乒乓外交”的文章4篇。黄华和熊向辉、师哲都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叙了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外交工作的经历和感受。赫鲁晓夫回忆录中也记载了他与周恩来会谈的情况。［4］

 

 

第三类宣传普及性读物。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走出国门的周恩来》、《周恩来初登世界舞台》、《周恩来万隆之行》、《周恩来万隆会议之行》、《新大陆的发现：周恩来与拉丁美洲》、《周恩来与日内瓦会议》、《以民促官：周恩来与中日关系》等。［5］此外，近10余年来还有一批纪实文学作品［6］、画册、影视作品问世，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纪录片《周恩来外交风云》。这类宣传普及性作品虽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但可读性较强，受众面更广。

二、主要论文及其学术观点评介

除上述图书外，近10余年来国内外学者还发表了大量周恩来与新中国外交方面的学术论文和回忆文章。现将有分量、有一定新意的论文分四个方面评述如下：

（一）关于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与实践

在周恩来百年诞辰之际，一些老外交官发表了一批阐述和回忆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的文章。他们皆认为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的光辉旗帜，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创始人、奠基人和开拓者。他既是运筹帷幄的主帅，又是全体外交工作人员的良师和益友。钱其琛从九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周恩来外交思想的内容，并提出学习周恩来外交思想要同学习和运用邓小平外交思想结合起来。［7］李肇星认为，周恩来外交思想和风格是新中国外交
的基础，和平共处是其外交思想的核心，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是其特色。［8］

除老外交官外，近年来不少中外学者也对该问题有较深入的研究。章百家、熊华源、刘焱、李才义、王巧荣等人全面分析了周恩来在拓展新中国外交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积极影响。［9］吴建民等学者专门探讨了周恩来外交思想的当代意义。［10］李连庆、毛德松、杨汉卿等人研究了周恩来“求同存异”的主张。［11］刘武生探讨了“和平共处”思想的萌芽与形成过程。［12］张宏喜阐明了周恩来与外交部优良传统的形成。［13］韩国学者李在光分析了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根源与模式，他认为周恩来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完美结合的典范”。［14］加拿大学者罗伯特·基斯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应了中国国际环境的变化，并且为我们在当今这个利益化的世界中提供了具有建设性的、有选择余地的外交行为的基础。［15］

与外交思想相比，关于周恩来的外交实践近年来研究更加深入。凌青、王殊、裴默农、唐龙彬、高建中等一批老外交官纷纷撰写文章，以亲身经历回忆和阐述了周恩来的工作作风与外交风格。杨清华从筹建外交部、重视对干部的培养、爱护备至、一视同仁等方面论述了周恩来创建新中国外交队伍的业绩。［16］有学者研究了周恩来与新中国外交队伍的形成和外交队伍的建设问题、周恩来提出的外交干部应遵循的“十六字方针”及对外事翻译工作的指导等问题。［17］还有学者研究了周恩来的外交风格、谈判策略和艺术。［18］

近年来还有个别学者研究了周恩来外交思想的哲学基础、周恩来与政党外交、周恩来的文化外交等问题。［19］可惜这些问题的研究尚不深入，成果亦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