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治标的角度看，罗援建议，一是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找准美国的软肋，加以反制。二是可以旁敲侧击、暗渡陈仓。现在中美之间是利益攸关者，在许多利益上交叉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可采取抛售部分美国国债等经济手段进行制裁。三是制裁参与售台武器的美国军工企业，如雷神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等。四是采取不合作态度。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曾说，中美两国现在已是“同舟共济”的关系了。这就如同两个人在划船，美国先打乱了步骤，我们也要打乱步骤。 “中国要提醒美国人，不可能一方面要求中国在很多方面与美国合作，另一方面却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

　　“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已今非昔比，我们手里也有许多牌可打。”柯春桥认为，对美国既可以进行“软反制”，也可以进行“硬反制”。软反制包括中断中美两军关系，表达官方和民间的共同抗议；硬反制则是在美国有求于中国合作的方面采取相应措施，并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不过，他同时也提醒，需要客观认识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将对美反制措施放在一个长期战略的考虑中。

　　“特别是在两军交流中，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美国对中美两军交流的热情很高，希望了解中国军事实力，了解中国的战略意图，2009年奥巴马访华时也力推两军交流，我方处于主动地位。因此，在当前背景下，对于我方有利的军事交流可以进行；凡是对我不利的，就可中止；对双方都有利有弊的，可先缓缓。”朱成虎主张采取战略博弈的态度对待。

　　“总的原则就是要‘有理、有力、有节’。”罗援说，“有理”，我们已经占领了道义制高点，是受害者，是后发制人；“有力”，就是出手要狠，要打到痛处，让其知道在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时，也是要付出代价的；“有节”，就是要掌握好出拳的时机和力度，设计好组合拳的出拳套路，分寸拿捏得当。

　　中美关系再添波折

　　此次军售也势将影响两军刚刚恢复的军事交流。2009年10月，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访问美国，因2008年10月美国布什政府宣布售台武器而受到严重干扰的中美两军关系得到了恢复。今年年内，双方已安排了一系列新的交流活动，包括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实现互访、中美军舰互访等。这次对台军售获批，无疑会严重影响这些预期进行的交流活动。

　　从中美两军关系的发展前景来看，朱成虎认为，美国对台军售是“损人不利己”的。首当其冲的就是破坏了双方的互信度，将影响和阻碍两军之间的交流，影响未来中美两国在反恐、气候变暖以及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合作。同时，中方也可能会推迟美国感兴趣的合作，比如进行核战略交流、增强军事透明度等。

　　朱成虎认为，随着中国的发展，中美之间的摩擦不断增多，“这不足为奇，也是双方关系成熟的一个表现，并不是坏事。”但同时，他指出，需要看到的是，台湾问题的长期存在是美国对华战略大框架下的必然结果，所以要认识到台湾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从长远看，美国的全球战略不会发生太大变化。他将其概括为：依托两约（北约和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立足两洲（亚洲和美洲）、控制海洋、扼制中俄、独霸世界。

　　“当前中美关系仍然趋稳，对抗因素亦会增加，但不致出现分裂，不会导致战争。”朱成虎看来，社会意识形态的差异、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新崛起大国必然受到既有大国围堵的规律，以及中方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拓展自身利益的客观需求、美国政府以及军方对华态度差异等多个因素，导致中美之间碰撞是不可避免的。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的共同利益已经远远超过了双边关系的范畴，具有更广阔的战略和全球意义。”柯春桥认为，尤其是在世界仍未走出金融危机，同时还面临气候变化、粮食安全、核不扩散等全球性问题的时候，中美关系出现波折既不符合美方利益，也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和世界安全与繁荣。

　　在罗援看来，当前美国面临“一二二”困境，即一大金融危机、两大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两大核危机（伊朗核危机、朝鲜核危机）。这些都事关其核心战略利益，美国都需要在这些方面得到中国的理解和合作。

　　“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发展中美关系，要从战略全局出发。”美方要克服国内鼓噪，摒弃冷战思维，负责任地履行承诺，成为了多位受访专家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