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唐树备作为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领事部主任，第一次接触来自岛内的台湾同胞。1989年，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台办副主任，1990年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1991年兼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他亲自参与和见证了上世纪90年代两岸关系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海协会成立，“九二共识”的确立，“汪辜会谈”、“汪辜会晤”，反对李登辉访美、反对“两国论”。回顾从前，已经78岁的唐树备谦逊地说：“我有幸作为中国人的一分子，作为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领导集体的一员，执行中央的对台方针、政策，为推动两岸关系做了一些事情。”

或许，我这一生注定要与台湾结缘。

早在两岸关系还没有打开之前的1978年，我就开始与来自岛内的台湾同胞直接接触。那时我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任领事部主任，领事部的职责之一就是办理各方面人士到大陆的签证，这其中就有台湾同胞。尽管当时台湾当局限制民众到大陆探亲，但是那些思乡心切的台湾同胞还是甘愿冒着风险，绕道这里偷偷地办理到大陆旅行的签证。1978到1982年我在东京工作期间，经领事部手就办理了几百个台湾同胞到大陆探亲的旅行证件。

无巧不成书。1988年，我任外交部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正式负责对台工作。1989年，我又调到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任副主任。

这期间，我参与和经历了两岸关系史上的一些大事，如1993年具有历史意义的“汪辜会谈”和1998年的“汪辜会晤”等。

李光耀促成“汪辜会谈”

为什么“汪辜会谈”选在新加坡？

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资政玉成了“汪辜会谈”。

这要从1992年国家主席杨尚昆访问新加坡说起。杨主席在与李光耀会谈时说，海峡两岸谈政治问题，条件还不成熟，但是可以先谈经济。李光耀立刻问杨主席，能不能把您的话转告给李登辉?杨主席毫不犹豫地回答“可以”。之后，据我驻新加坡大使馆转达李光耀的通报称，他专程到台湾，将杨主席的话带给了李登辉。一段时间之后，李光耀又告诉中国大使馆，李登辉同意两岸对话，由两会会长辜振甫和汪道涵谈经济，地点就在新加坡。我们同意了。

“汪辜会谈”是在1993年4月27日至29日举行。作为“汪辜会谈”预备性磋商的主谈人，我4月23日就飞赴新加坡，与台湾海基会邱进益副董事长磋商会谈的有关事宜。

但是，两岸开创新的交流局面的道路是极其艰难的。这从当时双方对一些细节的处理可以看出来。

因为举办“汪辜会谈”是我们主动邀请辜先生的，出于礼貌，海协方面建议汪先生在辜先生抵达新加坡时，到机场接机。但是当时李登辉主张到新加坡谈有一个目的，即，要在国际上体现两岸对等，所以海基会非常强调这一点。海基会方面认为，双方都各自来到新加坡，不必由谁接谁。因此对我们的建议，海基会没有同意。

李光耀资政也想举办一个招待会欢迎两会会长。在北京，新加坡驻华使馆特意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没有异议。但是，我当时就感到台湾方面不一定接受。例如，两会的领导人谁先到谁后到，谁坐在李光耀先生的右边或者左边，恐怕台湾方面都会计较，很难弄得非常妥当。不出所料，台湾方面果真没有同意。这样，细致周到的李光耀先生改成分别会见两会领导人。

4月27日早上，汪先生和辜先生第一次见面，新加坡方面安排在海皇大厦26层的一个房间。令人意味深长的是，两位领导人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其话题竟是从中国的国粹——京戏谈起。

76岁的辜振甫先生从小就会唱京戏，对京剧研究甚笃，他曾对我说他锻炼身体的秘诀就是一个礼拜唱两次京戏，因为唱京戏可以增加肺活量。笑容可掬的汪道涵先生虽然不会唱京戏，但他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底深厚。两位老先生显得十分相熟，相谈十几分钟后，新加坡方面请双方下楼到四层会场。为了体现两岸的“平等”，新加坡特别安排双方分别乘坐两部电梯。

那天会场上的热烈场景至今仍深深印在我脑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