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亦该警醒

　　作为售台武器的买方，罗援认为，台湾的反应是一喜一忧：喜的是美国同意向其售军火，也可因此缓和此前“美牛”事件的紧张，同时，亦可讨好岛内绿营；忧的是两岸关系可能蒙上阴影。

　　罗援告诉本刊记者，美国售台武器事件的后果是，毒化了两岸和缓的氛围，破坏了两岸互信，对两岸和平统一造成了新的障碍。

　　朱成虎分析说，在美国售台武器清单中的“爱国者-3”导弹防御系统值得关注，因为“爱国者-3”导弹防御系统是目前最新型的反导系统，其配置新的预警雷达具有360度全向扫描能力，最远探测距离达400公里。这使它具有引导其他中远程精确制导武器进攻的能力。若这次买卖成功，就意味着台军具有了更先进的防空兵器，也意味着美国将其防御系统预警体系前推到了台湾，台湾成了美国导弹防御体系的一部分。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预警能力大大增强，其军事部署已经前推到我国东南沿海，这是在严重挑衅中国的核心利益，有可能引发两岸军备竞赛。

　　罗援说，台湾花64亿美元买到的其实并不是安全，而是危险。美国借助台湾将其军事部署前推，必将迫使我军采取应对措施。台湾花64亿美元，实则是花冤枉钱，替美国国内缓解就业压力，替美国人买单。台湾以为花钱买武器拉住美国，寻找到保障，实际并非如此。美国却通过售武将台湾当做棋子，置于炮灰位置。因此，罗援提醒说，台湾其实是花64亿美元买到一个危险，应当早些警醒。

　　“美国对台军售，实则是加大了两岸统一的代价和成本。”朱成虎说，其实，两岸统一的简洁方式就是台湾当局承认一个中国，“最小的付出只是一句话，而不是动辄花数十亿美元购买军备。”

　　以战略组合拳对美违规行为加以“清算”

　　针对此次美国对台军售，外交部、国防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台办等同时发出强烈抗议，国防部外事办公室领导还奉命召见美国驻华使馆国防武官，可谓前所未有的高调。

　　对此，罗援认为，彼此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关切，是中美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前提。“台湾问题事关中国领土主权、安全等核心利益，中国不可能有妥协的余地。”在他看来，此次中方强烈反应原因有四：

　　一是我方早已将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社会制度、可持续发展三大核心利益关切告知美方，沟通透明，但美方却明知故犯；二是2009年中美进行了一系列战略对话，奥巴马有意推动两国关系重新向“全球性战略伙伴关系”方向迈进，重申致力于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但美方却没有兑现承诺，再次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三是中美建交以来，中美两国签订了三个《联合公报》和两个《中美联合声明》，而美国在30多年间，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中国底线；四是去年底，在美国宣布执行布什时期售台武器计划的3天里，中方曾先后5次表示强烈反对，但美方都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因此，此次中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

　　“随着中国整体实力增强，中国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也随之增强。”罗援认为，中方未来针对美国售台武器所采取的表态、行动会越来越强硬，“这是国家实力上升的必然。”

　　“从长期来看，美国对中国总体战略未变，解决对台军售问题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方实行的反制措施也需做好长期准备，不能是对方对台售武一次，我们反制一次，而要把反制措施放在一个较长的时段里加以综合考虑。”朱成虎说。

　　“对台军售是一项综合性措施，触及到我们国家的核心利益，所以，我们的反制手段也不应仅局限在军事方面，而应采取一套标本兼治的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方面的战略组合拳。”罗援建议。

　　他说，对此需要与美国进行一次战略对话，加以清算。因为“八·一七”公报是美国对中国作出的郑重承诺，特别是第六条讲到，不寻求一项长期对台军售的政策，美国对台军售的质量和数量不能超过中美建交前几年的水平。而中美建交前几年，美国对台军售的数量只在2亿到4亿美元间，而且从质量上看，当时美国售台的导弹仅为“霍克”导弹，而现在不仅数量上不减反增，诸多先进武器亦赫然在列。

　　朱成虎认为，首先需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清理涉及台海两岸问题的不合理、不合法的法律条款：

　　一是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这正是多年来美国借以明目张胆地干涉中国内政的依据之一，是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的祸根。而实际上，《与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企图以美国国内法修改或抵消美国在具有国际条约性质的中美联合公报中所承担的法律义务，这是一种违反国际法的背信弃义的行为。《与台湾关系法》既不能超越国际法准则，不能代替、更不能高于中美联合公报，也不能与中美联合公报平起平坐，相提并论。《与台湾关系法》不仅不能成为美国片面处理涉及中国主权与中国内政事务的有效文件，更不能成为以售武形式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的合法依据。

　　二是美国里根政府在签署“八·一七”公报之前对台的“六项承诺”。即：对两岸统一不设时间表；在售台武器之前不与大陆磋商；不当两岸的调解人；不修改《与台湾关系法》；承认台湾的主权；不迫使台湾与大陆进行和谈。“实际上，这‘六项承诺’双方都没有签字，等于是一纸空文，和《与台湾关系法》一样，本身不具合法性，本身理不直气不壮，但总被美国拿来当作挡箭牌，被台湾拿来当作定心丸。”罗援建议对此需要一并清算。

　　三是清理美国国会《2000财年国防授权法》这一限制两军在12个领域开展交流的法案。“可以先易后难，先急后缓，通过战略对话，对美国涉华的文件、法律法规列出清单，逐一清理。”朱成虎认为，“这些障碍是历史形成的，解决起来尚需过程，但希望美方能认真、妥善照顾中方的关切，信守发展两军关系、两国关系的承诺。”

　　“美国必须兑现对中国人民的承诺，要对它所说的‘逐渐减少，直至最终停止对台军售’的承诺负责，要制定出一个路线图，给出一个时间表，制定一个量化标准。”罗援认为，除了督促美国履行“八·一七”公报中的承诺外，反制美国的措施应标本兼治：

　　从治本的角度来看，首先是要增强我国的国防实力。特别是在两岸关系已经缓和的情况下，美国再次触犯我核心战略利益，也给我方一个非常正当的理由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加强武器装备的研制、采购。“我们可以借鉴美国在其2010年国防预算报告中‘追加战争拨款’的做法，明确提出因为台海威胁，增加军费投入。”罗援建议，也可以借鉴2007年俄罗斯应对美国在捷克、波兰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做法，调整我方的军力部署。在地缘政治上，我方也应加强与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的交流和合作，加大军事交往。朱成虎补充说，美国售台武器，对我国东南沿海的军事设施安全构成了新的威胁，这也逼得我方不得不加大国防投入，调整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