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什么样的文化政策，实质上就是选择什么样的文化发展道路、文化发展方向。把握新中国60年文化政策的发生、发展的演变历史，了解和熟悉这一历程中的经验教训，有助于准确理解和执行国家文化政策，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一、新中国建立前中国共产党对文化政策的探索

历史学家这样评价五四运动，它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研究文化政策学的胡惠林则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出和反映的问题：由重估一切价值，对传统儒学的批判，到重建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由对人的问题的关注而对中国文明主体的现代辨认；由文学改良而文学革命，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和对西方文明神话的顶礼膜拜；启蒙与救亡、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西化与中国化、问题与主义等关系的认识，等等，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政策的主体框架，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化政策的全部基础。在后来的新文化实践中逐渐成熟、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中，许多内容都萌芽于这一时期。[1]

在大革命过后的1927年-l937年十年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得到了迅速传播。1930年“左联”的成立，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和研究工作的展开。瞿秋白和张闻天是这一时期中共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重要领导干部，他们的理论建设和实际工作，为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实践依据和思想资料。当时的鲁迅对中共文艺政策的制定以及左翼文艺运动方针、队伍建设、理论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由思想影响、理论倡导和建设，到有组织地实行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导，是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左联”的成立，“这是党不仅从思想上而且从组织上领导文艺的开始。从此革命文艺事业就构成了有组织有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了必不可少的可以依靠的一个方面军”[2]。“左联”的实践为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系统化奠定了基础。

1940年1月，毛泽东完成了《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全面地回答了“五四”以来涉及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关于中国“现阶段”文化性质和中国文化价值体系重建的方向问题。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这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点。他还说，“五四”以前的中国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五四”以后，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依据是“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全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他总结到，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胡惠林对新民主主义文化论的提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为中国文化政策现代建构的实现，建立了完整的政策理论体系。[3]

1942年5月，毛泽东以“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为核心命题，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文化态度和政策主张，明确宣布：“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1943年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明确指出《讲话》“规定了党对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要求“全党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研究和实行这个文件的指示”，“把党的方针贯彻到一切文艺部门中去”。这一《决定》第一次使用了“党的文艺政策”概念，确认了《讲话》作为党的文艺政策的合法地位。从《新民主主义论》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完成了从感性实践到理论系统的飞跃，标志着完整的文化政策形态的确立。

二、对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的初步探索

建国以后直到“文革”结束，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了的形势，共产党不断探索和调整党的文化政策，并取得了有益成果，但由于政治上长期存在“左”的指导思想错误，对社会主义这种崭新的制度形态的本质认识还不充分，理论准备还不充足，在社会主义文化政策探索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有些甚至是严重的失误。

1．1949年-l955年过渡时期的文化政策：主要采取了改造与建设两翼齐飞、破立并举的政策，一方面对旧的文化进行改造，破除旧文化残余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倡导文化创新，积极进行先进文化的建设。这种政策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它适应当时社会的特点，对巩固建国初期政权、整合社会、动员民众共同应对国外压力、推进国家工业化等等方面，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文艺领域里执行的这条教条式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文艺路线，却给文艺界带来了比较沉闷的局面。[4]1951年发生过对电影《武训传》片面、极端和粗暴的批判。l954年、l955年分别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思想、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这种大规模的暴风骤雨式的思想运动，到后来超出了思想运动的范围，发展成严重的政治斗争。

2．1956年-1965年的社会主义文化政策：在正确与失误两种倾向一起一伏中前行。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来临，l956年，着手进行了对过去文化政策的调整，比如，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正确估价，“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l956年提出、1957年重申的“双百”方针。但好景不长，国际上的反共潮流的涌起和整风运动中知识分子的表现，使党的领导人在文化问题上重新突出文化的阶级性和工具性，文艺成为了政治的奴婢，这种沉闷的局面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初。伴随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文化领域也开展了一次有组织、有领导、自上而下、上下结合的全面、自觉的调整。[5]l961年在文化领导工作中提出了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的“三不主义”原则，1962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承认知识分子是经济建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文化政策在60年代初期又出现了一丝好转。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文化政策再次“左”转，到1966年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错误倾向完全占据上风，党在文化政策领域里的探索便告结束。

3．1966年-l976年被颠覆的文化政策：随着1966年政治气候的完全“左”转和一帮阴谋家的上台，真正的文化便不复存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利用他们手中窃取的政治权力，在文化领域里实行最反动的文化政策，大搞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大批的知识分子受到冲击，身心遭受无情的摧残。文化创作被彻底打乱，原有的文化机构被彻底改组，“八亿中国人，八个样板戏”，整个文化生活几乎窒息。整个“文革”十年，是文化停滞和倒退的十年。尽管在1975年进行过短暂的调整，但随着邓小平再次倒台，这次调整如昙花一现，没有起到任何实质性的结果。[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