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教师撰文检讨了两年来课程改革中的错误思想和行为，例如，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金克木教授批评了北京大学对政治学习不重视、领导不力的问题。他说:“每一学期都是到了开学才拼凑‘社会发展史'或‘新民主主义论'的教员。课程内容和学生要求一年比一年提高，教学工作一学期比一学期困难，教学组织本学期也开始由教学委员会改为教学研究指导组，但是教员不断流动，不断减少。从没有一系的负责人过问本系一年级学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的学习情况，仿佛这种公共必修课程并不同时是本系最重要的课程。因此，有的学生不及格，甚至连续两学期，两门都不及格，也不补修，系主任并不去考虑怎样处理，似乎他们所管的只是所谓业务，决不过问政治思想。”［18］龚祥瑞在谈到北大政治学系两年来课程改革的情况时指出，有的课程名称改了，而课程的内容基本上没有变革或者很少变革，如“西洋政治思想史”改为“国家学说史”，但所讲的仍旧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卢梭的故事。教学上从书本上生吞活剥地搬用一点东西，没有系统。虽然在课程改革的过程中开列了不少新课程，如“马列主义基础”、“社会主义国家”、“地方人民政府”等等，但这些课程不是没有人教，就是教的人没有进行很好地研究过。［19］从上述检讨我们不难看出，虽然课程改革已经实施两年多了，但是在各高校的教学实践中还存在诸多问题。思想改造运动的发起无疑是必要的和有成效的，几个月的学习使很多教师开始郑重地改进自己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极大地推动了高等学校的课程改革工作。
1951年11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以华北、华东、中南三地区为重点，拟定了工学院的调整方案，启动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院系调整。关于院系调整与课程改革的关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张宗麟在《改革高等工业教育的开端》中曾谈到:“课程改革，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实际上几乎还没摸着边;有的可以说还没有动手，或者还在无计划的与自发的状态中……但在院系未经初步调整以前，这些情况是不大可能转变的……在人力分散与浪费的情况下，要想改革课程及教学内容，那是不够条件的……二年来的课程改革运动收获不多，原因在此。”［20］虽然张宗麟对此前课程改革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放大问题、缩小成绩的情况，甚至他将课程改革收获不多的原因归结为没有实行院系调整，但是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教育行政部门试图改变前一阶段课程改革的模式，努力探索改革的新路。
伴随着院系调整和专业设置，课程改革逐步转向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教学改革。这一时期课程改革的经验主要有:
第一，注重自上而下的领导与自下而上的参与相结合。课程改革涉及范围广、内容复杂、问题较多，而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着建设新社会的繁重任务，且经验有限，这就进一步加剧了课程改革的艰巨性。对此，中国共产党注重发挥基层师生参与改革的积极性，从最初的联系专家、筹建课程改革小组，到制订课程改革草案，再到草案的修订，每一步都广泛听取专家的建议。无论是《暂行规定》的出台还是《决定》的颁布，都是自上而下的领导与自下而上的自觉参与相结合的成果。
第二，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地开展课程改革。课程改革初期，除了对反映旧政权本质特征的“党义”等政治类课程是彻底废除的，对于自然学科、社会学科的大部分课程采取了逐步改造的措施。改革全面铺开后，也十分注意根据各类学科的特点，通过学分制与学年制相结合、必修课与选修课相结合等多种方式安排课程学习。采取如此审慎的态度，一方面有利于消除对立情绪，减少课程改革的阻力，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另一方面有利于在既有传统的基础上除弊兴利，推动课程改革的良性发展。
第三，把课程改革与师生的思想改造结合起来。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或多或少地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影响，与高等教育要为人民服务、要理论与实际相一致的精神相违背。因此，在课程改革中，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师生思想的改造，通过开展政治学习、安排师生参加土地改革等培养他们对群众的感情、树立群众观点。课程改革后期又结合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发动师生检讨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态度，帮助他们逐步转变立场。
当然，高校的课程改革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在课程结构的安排上过于突出政治课和自然学科类课程的学习，一些人文社会学科的课程遭到不适当的精简，改革后期，课程决策权力由教师、校方逐步上移到教育行政部门的倾向也越来越明显，但是，从总体来看，课程改革是较为成功的，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参引文献］
［1］《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9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2］刘英杰主编《中国教育大事典（1840～1949）》，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53页。
［3］董宝良主编《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9页。
［4］陈泓:《北京各大学的课程改革工作》，《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7日。
［5］《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布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2日。
［6］《课程研究组关于清华、北大课程改革、上政治课问题的报告及有关材料》，北京市档案馆:001-009-00135。
［7］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8］《沈阳工院精简课程学习效率显著提高》，《人民日报》1949年12月9日。
［9］《教育部马叙伦部长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开幕词》，《人民日报》1950年6月14日。
［10］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6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61页。
［11］《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发布决定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争取逐步达到理论与实际一致》，《人民日报》1950年8月3日。
［12］丘林:《清华大学中文系的课程改革经验》，《光明日报》1951年4月22日。
［13］《全国高等学校一九五○年度教学计划审查总结》，《光明日报》1951年4月15日。
［14］《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应当稳步前进》，《人民日报》1953年1月22日。
［15］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51页。
［16］马大猷:《从我的思想谈到北京大学的工作》，《光明日报》1951年11月19日。
［17］钱俊瑞:《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人民教育》1951年第2期，第6页。
［18］金克木:《政治学习必须解决实际问题》，《人民日报》1951年11月2日。
［19］龚祥瑞:《彻底清算北京大学政治学系的教学思想》，《人民日报》1951年12月8日。
［20］张宗麟:《改革高等工业教育的开端》，《人民教育》1952年第1期，第10页。
